檳郎：走進一九八九年的監獄及想念幾個人

一九八九年，我二十一歲，剛由高等師範畢業走上教師工作崗位不久，我教學初中二年級語文課。我的第一年工作實習期要到這一年的暑假才結束，以後我就是所在單位的正式職工了。但一九八九年的暑假對我來說是「黑色」的，我被告知不能再當教師，或者辭職離開單位，或者聽從單位重新分配。我通過十多年寒窗苦讀才走出貧亂的鄉村，走進了現代的都市文明，我豈能自願再回去，那要把幾輩子才出現我一個「城裡人」的家裡人氣死。我向單位表示，我不會主動離開，隨便他們怎麼處理我。這樣，一九八九年的夏秋之交，二十一歲的我走進了當時對我全然陌生的監獄。

一九八九年夏天，一個酷熱的暑假剛要開始的時候，校長找我談話，說政治處要找我，可能我的工作要調整，要我有個思想準備。我馬上明白了，我走進教室給我的初二學生上最後一次課，在黑板上寫下一行大大的英文：THE LAST LESSON 。我是個迂腐的讀書人，滿腦子專業文學上的知識，在命運發生逆變的時候，我卻戲劇化地處理它。我學起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裡的情節，給學生上起了最後一課，充滿感情地談起我的教書育人、啟蒙思想的偉大理想和抱負，所以我考大學時選擇了師範專業。我是多麼地熱愛教書這行職業呀，但我對學生們說，這是我給你們上最後一次課了，我對我的教鞭和你們都充滿了戀戀不捨之情。那次課可能是我一生中上得最成功的一次課，那時我不知道我這一生是否還有機會當老師。

到了政治處，處長告訴我，我不能再當老師，我的實習期沒有通過，如果我不願自己辭職離開的話，單位只能考慮重新分配我。當時的情況只能是這樣，我一旦辭職，我的戶口將退回我出生的鄉村。我向處長表示我不會主動辭職。處長說，那你耐心等消息吧。我默然接受後，一直嚴肅著臉的處長開始和顏悅色起來，他向我大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便要我多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我說我在上大學的時候，便讀完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及毛澤東選集四卷。他愕然起來，便說還要再讀讀，這樣的好書讀一輩子也不能說就讀好了呀。他叫人給我毛澤東選集五卷，要我認真學習，特別是「老三篇」，要寫讀書筆記，交給他看，算單位交給我的政治任務。

暑假回鄉，聽在鄉辦企業當廠長的兄長說，我的單位曾聯繫教委想把我退回去，因為我是教委分配去的。教委當然不會退回了，我當初分配就是教委的領導幫忙，才沒有分配到鄉下農村中學，而是分配到在本地區的企事業單位的子弟學校當老師。我在農村的家裡沒多呆長時間，便回到了單位。九月份開學，我被告知，我的新工作還沒有落實，我仍然可以不上班，工資照發，但我不能離開單位，隨時接受領導會見。此期間，政治處處長找我談過幾次話，主要是談我的思想，他甚至提到了我在大學讀書期間，曾經有一次跑到南京棲霞寺想出家當和尚的事。本來，談馬列毛，他還說不過我，我懷疑他這方面的書讀的並沒有我多。現在好了，由我的曾經想出家事談到佛教，再談到氣功，而處長正是氣功迷，曾在單位職工間辦氣功培訓班。談起氣功，他終於在我面前顯示了學問，我也自覺做個好聽眾，偶然插嘴我對「禪定」、「虛靜」的理解，處長很滿意我的表現，說我的政治學習通過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單位給我安排了新的工作，那是到監獄，當獄警。我被具體分配到建築大隊的一個中隊當分隊長。當我第一次走進高牆鐵絲網的院子，我覺得我簡直是在做夢，上帝同我開了個大玩笑。也就是在這每天奔波在獄內獄外期間，我發誓我一定要堂皇地離開這兒，我便想考研究生。一九九五年，我終於夢想成真，我考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當我離開監獄，我流下了淚水，我在這個我人生第一個工作的單位工作了七年，我初到時才二十歲，而我離開時已經二十七歲了。我二十幾歲的青春寶貴歲月裡，有七年時間就這樣「萬事蹉跎」了。回過頭看，我也發現，上帝開的玩笑畢竟是高級玩笑，我被送到監獄的藉口是我不適合教書，但我後來不但當了大學教師，而且在外國的大學課堂裡手執教鞭起來。

我曾經在出入監獄的時候，被夜晚的高牆鐵絲網上掛著的月亮的景色打動，我便想以後有空學習作家從維熙，寫一組「大牆文學」文學作品。但直到今天，我還沒有動筆。我對自己過去的監獄經歷一直守口如瓶。我今天怎麼寫起這篇文章來呢？這涉及到我文章的第二個內容：想念幾個人。

身在異國，我通過網路與國內知識界保持聯繫，寫了不少網路雜文，也結識了不少網友。這些網友中有一個杜導斌兄，與我聯繫非常密切，我曾參加由他和和其他人發起的多次網路籤名運動，最近一次還正在過程之中，我一如以往地支持他。這次他也把我列名為發起人，是我要感謝的。突然得到他的消息，他被他所在的單位派去出差了，他匆匆地說其中有什麼微妙。想到萬一是什麼不好的事，我一直擔心掛念著。終於五天之後，得到了他的切實消息，那是他寫的一篇談這五天發生的事的文章。因為最近的一次簽名事，他和他的所有親人被各個有關單位安排一段時間不給回家。杜兄在文中說：「我不怎麼仔細地檢查過電腦，家裡的一些地方和我自己的辦公室及辦公室裡的屜櫃，沒有其它異象。應該向這些活幹得漂亮的專業人員表示敬意，也應該為他們的工作－－僅僅是工作的專業水準層面替他們請功。然而，來自朋友們和鄰居們的信息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就在我外出的這幾天裡，我的住宅，我的辦公室都曾有不速之客光顧－－為了保護好心的人們不受牽累，有關的細節我不便在此一一挑明。儘管搜查的人們千叮嚀萬囑咐不得對第三者透露風聲，但與他們意願完全相反的是，人們把實情告訴了我，因為他們同樣厭惡秘密警察，因為他們知道，我迄今為止的所作所為，是在冒著風險為底層說話。」

不管怎麼樣，好朋友畢竟是平安了，我在異國懸掛五天的心終於放下來了。我想，如果我也在國內，我會不會也受到杜兄這樣的待遇呢？我與杜導斌一樣，只是寫寫文章，也是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範圍內；我們都沒有參加任何「非法組織」，也不做明顯違反法律的事，我們能會犯什麼罪呢？作為一個文化人，寫文章發表是天經地義的事，海內外華文網路都是我們可發表文章的園地，天下的華人是一家，這一點也是問心無愧的。至於最近的事是為了一個老鼠，我們也只是要求司法公正，這是公民的願望合法地表達。聽說不只是杜兄，還有牛博士也得到了類似的遭遇。我也為牛博士說幾句。我曾經寫過一文《懷念牛博士》，說我在讀書時怎樣受到他的批判李澤厚美學的著作的影響，後來又與他思想有分歧，但對他的遭遇一直同情，所以懷念我過去的歲月便也懷念到他。分歧仍在，最近我參加左派發起的網路反戰簽名運動，便撰寫多篇文章為之辯護，其中第一篇文章《我與反戰簽名的事－－兼駁牛博士》就是在分歧下對牛博士攻擊的回擊。這一次，我與他都列名在發起人之中，論敵又成了「戰友」，這並不奇怪。我是「自由左派」，他是「自由派」，我們本有同有異，現在能合作，以後還有可能成為論敵。

由杜導斌和牛博士最近發生的事，我聯想到監獄，便想寫點與監獄有關的文章，我畢竟在監獄高牆鐵絲網中出入了整整五年了呀。我想到也是二十一歲走進這圍牆的老鼠，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除在司法公正之希望外，我對她人本身的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和祝福。

2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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