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卡位战已展开

发表:2004-10-16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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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称“十七大”)将于2007年举行,届时必有人事升迁,官员04至06年的表现政绩的尤为关键。一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下称“GDP”)直接影响官员的官运,虽然中国中央领导明确指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以后不光是衡量GDP,但今年各省分上报中央的GDP依然出现了不少耐人寻味的地方。

亚洲时报报道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4年上半年全国的GDP是58773亿(人民币,下同),与2003年同期比较上升9.7%。理论上,由于全国的 GDP由31个省市自治区组成,所以中央公布的GDP理应等同各省市自治区GDP的总和。可是,31个省市自治区在2004年上半年的GDP总和是 70273亿,比中央公布的58773亿多出11500亿;每个省分的GDP升幅均录得双位数字的增长,平均GDP升幅亦高达13.4%,比中央公布的 9.7%高出3.7%。

以上的数字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可以推论出各个省市自治区上报中央的GDP数据中,大有虚报之嫌。

中国国内流行一种说法,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一直也有GDP的竞赛,一些学者更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来解释中国GDP的“神话”。“官出数字”是指统计数字都是官员们造出来的,“数字出官”指的是,官员们的统计数字在帐面上显示的经济成长率高,就容易得到升迁。这是现时中国政府的干部选拔机制。

中国的统计资料历来分五级核算,中央、省、地、县、乡均会一层层上报资料。根据一些学者在内地做的调查所得,每年到10月份左右要报统计资料的时候,各乡秘书都要请相邻的乡吃饭,互相打听对方要报多少。一般的做法是既不能报得太高,也不能报得太低,因为太高会招人妒忌,太低又显得在各乡中太落后,所以如何上报是一种“政治艺术”。

各个乡会将统计数字上报县,县又会将数字作一番“适当的”调整,再上报地,如是者一层一层上报到省,当中的人为误差就会愈来愈大。

中国中央对于省上报的资料,也会酌量调整。2003年2月份,中国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在接受广东《21世纪经济报导》采访时也说“中国统计资料的不真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中央订的指标是8%,那么省里报的就是9%,到了县里就是10%至12%,他们的标准是一律按照省里报的砍掉两个百分点,然后定成8%。”

在众多省市自治区之中,经济实力及政治地位相若的地方互相比较GDP的情况较为明显。以四个直辖市为例,首都北京市和天津市 2004年上半年GDP的同比增长极之接近,分别是15.4%及15.9%。由于北京市正为2008年的奥运作准备,GDP高速增长实属正常,但天津市的增长速度比北京市更快,则是一个颇为出人意表的现象。

在中国其他省份也同样出现明显的比较现象。2004年上半年首四个GDP最高的省份分别为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及浙江省,这四个省份的GDP同比增长分别是15.1%、15.2%、15.1%及15.5%。这四个省份不但经济实力相约,在地理位置上也极为接近,当中山东省、江苏省及浙江省更是三个相连的沿海省份。

除了经济实力最强的地方会互相比较之外,全国GDP最差的三个地方也明显有互相比较的现象。全国GDP排名最差的地方是西藏自治区,GDP同比增长是11.9%,接着是青海及宁夏回族自治区,GDP同比增长同样是12%。

省份和省份之间的相互比较,令GDP的数据出现误差及人为的调整,做假情况也会变得普遍。GDP做假较为严重的,要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报的GDP增长是年均增长22%,比中央公布的GDP增幅高出一倍有多。

除了虚报GDP之外,各省市自治区GDP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绩工程”及“形象工程”支撑的。那些由地方政府的官员投资,但效益极低的工程,就是“政绩工程”,这样的工程在中国到处都是。

王怀忠在1993年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多年来一直靠“政绩工程”扶摇直上。阜阳机场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 3.2亿。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虚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沉重的包袱。据估计,王怀忠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其后10年的财力。

虽然这些“政绩工程”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却令王怀忠官运亨通,在官场上步步高升。1993年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而当上市委书记仅3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王怀忠最终因虚报GDP而“落马”,2004 年10月12日因贪污在济南被施以死刑。

另一例子是珠海市长梁广大前几年投资接近50亿修的珠海机场,一年吞吐量还不足相距不到5分钟航程的香港机场一个月的吞吐量,但是在计算GDP增长率时,这种形象工程是算进去的。

中国国内学者刘军宁于香港媒体撰文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官员升迁得快,而贫穷落后、发展缓慢的地区,干部的升迁机会较少,这是导致地方政府非理性投资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各地均出现高能原及原料消耗但效率极低的投资项目。

中共建国以来GDP增长了十几倍,但资源消耗却增长了四十多倍,每5%至7%的投资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去年提出了“宏观调控”,以打击高消耗但低效益的工程。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高GDP最快的途径,固定资产指的是基建设施,当中以道路、房地产及机场为主,当中很大部分的工程就是“政绩工程”。宏观调控在今年四月开始见效,这些低效益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会首当其冲受到最大打击。换言之,官员单靠“政绩工程”以拉动GDP增长的做法,已经受到宏观调控制约。在未来的统计数字中,那些低效益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减少,反映出来的GDP将会较为真实。

由2004年开始,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由一月份的53%下降至六月份的31%,全国省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也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相信是宏观调控的效果。

值得留意的是,东部是全国各地最富裕的地区,当中的固定资产即基建设施是全国最完善的,但是在2004年上半年里,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2601 亿,比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总和8843亿高出1.5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方较为落后,但基建设施却远远落后东部地区,全国各地发展不均的情况非常明显。

在众多省市自治区之中,以天子脚下的北京最为克制,固定资产投资的的增长速度低,增长速度也下降得很快。在中央强调“宏观调控”的时期,首都北京可谓十分“政治正确”。北京在一月至二月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上升53%,到三月的累计升幅已经下降至31%,直至六月更加下降至 18%,体现了中央领导层“节俭办奥运”的理念。

虽然中央政府已经表明GDP不是唯一一个考核政绩的指标,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GDP仍然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升迁准则,所以,各级官员仍然不惜透过高消耗以追求高GDP增长。

在东部的省份之中,以河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最高,2004年上半年仍然录得 38%的强劲增幅,其次是福建省、浙江省及山东省,分别录得36%、34%及31%的增幅,一率高于全国的平均增幅31%。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官员,应该尽量避免高消耗低效益的工程,落实高效率的政绩,方为争取升迁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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