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離婚當中受傷害最深的，往往是無辜的孩子。
從歷史數據看，澳大利亞的離婚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期，從每年不到一萬起上升到七十年代末的每年六萬起以上，之後有所回落。在2001年達到一個次高峰之後，又開始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47,963起。
以絕對人口計算，相當於每一萬人中，有二十三起離婚案件發生，也即0.23%的水平。
這個數字看似很小，但是，如果以每年約十萬起的登記結婚的數字為基數，則相當於每兩對結婚的人當中，就有一對最終會走向離婚。從這個意義上講，離婚的比例還是非常驚人的。
中國人常講："清官難斷家務事"。可是，在牽涉到離婚、以及離婚之後的孩子撫養問題時，法律還是不得不介入進來，因為已走到離婚這一步的夫婦，往往已無法通過協商解決問題，只好讓法院做判決。
傳統上，離婚之後，孩子往往歸母親撫養。可是這樣又帶來一個問題，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身邊缺乏男性成人，因此會有心理上的負面影響。
基於這個原因，上屆澳洲政府在2006年對《家庭法案》(Family Law Act)做了較大的修訂，更多的強調離婚後由父母雙方共同承擔撫養責任，比如說，孩子一半的時間跟母親過，另一半的時間跟父親過，而不是像傳統上那樣，父親只出撫養費，或只在週末把孩子接過來呆上一天半天的。
不久前，澳洲國立大學的兩名教授Bruce Smyth和Bryan Rodgers公布了一份對五千個離婚家庭的調查報告。報告的結論是，總的來講，離婚後的"共同撫養"制，並沒有使孩子的日子更加好過，或更加難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由父母雙方一人承擔一半的撫養義務，而在於父母雙方是否繼續爭吵不休，是否能以合作的態度，理性的討論孩子的撫養問題。
另有一些研究人員發現，"共同撫養"實際上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這些孩子可能被規定一週之內有三天時間跟父親過，另外的時間跟母親過。那麼他們可能在很多年之中，每週都要收拾好幾次行李，在父親和母親的住處之間搬來搬去。而父母離婚後各自可能有不同的生活節奏和生活習慣，孩子們不得不不斷的去適應不同的環境，同時還要小心翼翼的看父母雙方的臉色。長期下來，心理壓力非常大，有的孩子得了憂鬱症。
其實感到壓力大的不光有孩子，甚至還有法官。在布里斯本的家庭法庭做了五年法官的Tim Carmody最近就因為受不了這種壓力而辭職了。他說，因為孩子的撫養問題鬧到法庭來的夫婦，往往都是互相之間非常敵對的。他不得不在吵得不可開交的夫婦和孩子之間做出平衡和判決。五年下來，他覺得心理承受也到了極限，再也做不下去了。
研究人員還表示，現在法庭、律師及社區領袖們，常常會把"共同撫養"簡單的理解為在時間和經濟上各自承擔一半的責任，而不是在有關孩子的重大問題的決定上，來進行協商解決。
總而言之，不管法律制定的再詳細，也還是"清官難斷家務事"。在我看來，出現這種局面也不奇怪。婚姻本來是一個終身的承諾，家庭本來應該是社會中最基本、最穩定的單位。在人一味的強調個性解放和所謂感情不合的時候，看起來似乎是通過離婚得到了自由，事實上失去的卻是一種穩定感，一種天長地久的踏實和溫馨，一份美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可以信任和交託終身的人。
而試圖以法律來解決人在道德下滑之後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也只能是"按下葫蘆卻冒起了瓢"，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其實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早就說過："人類的社會問題太多啦，唯一的出路就是正人心。"只可惜，這條"大道至簡至易"的道理，還沒有被更多的人所認知、接受，所以很多時候人們就只能是在問題之中去解決問題。舊的問題沒解決，新的問題又來了，永遠也找不到出路，同時不得不承受人類道德下滑後，所產生的種種惡果。能夠置身事外的，可說是少之又少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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