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民間和西方國家對中共高層權力交替的感觀，頗有些戲劇性的無奈，總是在充滿善意希望之後的失望，再希望之後的再失望。而我以為，如此褻瀆輿論善意和大陸民意的循環，正如中國社會的治亂循環一樣，既不是第一次，也決不會是最後一次。
而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一些在此前炒作胡溫政改的境外媒體和中國問題專家，卻在期望落空之後，為胡溫、也為自己找出下台階的辯護理由，甚至要從字縫裡扣出「政治玄機」，不免有些聳人聽聞了。其主要辯護有二：
1，胡錦濤的七一講話，雖然以具體闡發「三個代表」為宗旨，而幾乎沒有涉及到政改，但他把三個代表的本質解釋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還是頗有新意，顯示胡錦濤意欲擺脫江澤民陰影的籠罩，而逐步確立自己的執政方向的努力。這樣的說辭，也見於大陸的挺胡輿論對七一講話的解讀。
然而，不知道進行這樣解讀的學者專家的依據何在？他們應該記得十六大報告是如何解釋「三個代表」的本質的，江澤民的報告說：「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堅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 兩相對比，胡的解釋，不過是江的解釋的稍有變化的再版，正如《求實》雜誌的那篇倍受媒體關注的文章，其「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的標題，也來自十六大報告一樣。難道胡錦濤加上了「立黨為公」四字，就標誌著開始超越跛足改革了嗎？難道只因為十六大報告是江澤民的告別演說，而《求實》文章出自胡錦濤接班之後，就認為胡錦濤具有啟動政改的誠意嗎？
2，挺胡輿論的第二項解釋是：胡溫初登大寶，儘管有領導抗炎的政績，但其權力還不足以挑戰江派權勢，還不可能完全脫離江澤民的意志而獨立決策。換言之，現在的中共高層的人事格局，並沒有為胡溫啟動政改提供足夠的權力支持，所以，馬上啟動政改的時機還不成熟。
那麼，什麼時候才算時機成熟呢？此前，在境外評論中國SRAS危機時，也是這些專家學者曾經預言：胡溫借抗炎固權樹威，取得了對江派的主動權，很可能由此啟動政改。之後，才有水漲船高，出現對七一講話的樂觀預測。
記得在江澤民做黨魁的時候，也有類似的猜測性評論：只有在鄧小平去世之後，江的獨立執政才有可能；只有江具有了獨立決策權，他才可能超越鄧時代而開啟自己的執政方向。中共十五大和兩會召開之後，江朱的執政也為急切盼望政改的人們帶來的希望，甚至出現了所謂的「思想小陽春」、「第三次思想解放」之說（第一次為1979年的撥亂反正，第二次是1992年鄧南巡）。之後的2000年，江澤民正式提出「三個代表」的七一講話，又被成為「第四次思想解放運動」。然而，直到十六大，江朱體制所奉行的仍然是鄧小平的跛足改革。
挺胡人士們如此自找台階，難免主觀臆斷和一廂情願之嫌：好像胡溫早就具有啟動政改的誠意，只是囿於以江澤民為首的黨內保守派的強勢阻擾，才不得不暫時韜光養晦、委曲求全。
而我以為，對於胡溫體制是否具有政改的誠意，以及如何把誠意轉變為可行性決策，胡的七一講話和溫的首次香港行已經做出了回答：啟動政改不過是輿論泡沫。剛剛通過抗炎贏得國內外好評的胡溫，為什麼不乘熱打鐵地啟動民意急切盼望政改，而偏偏要用大談三個代表和可以迴避23條來自我矮化，以至於令滿懷善意期待的境內外人士大失所望呢？胡的七一講話及溫的首次香港行，再次凸現了中共高層所堅守的獨裁底線，胡溫二人決不會輕易挑戰這種底線。何況，胡溫亮相以來的一系列作為，包括最受追捧的親民姿態，也並不能印證輿論的善意猜測。（請參見我的文章《輿論泡沫化：胡溫新政》，載於《民主中國》2003年7月號）
換言之，當社會危機沒有嚴重到危及政權穩定之時，特別是，當國內外的壓力沒有強大到足以逼迫當局做出較大讓步時，作為現行制度下的權力交替的最大受益者，胡溫二人無心、亦無力跨越中共製度底線。就胡溫體制的第一個五年而言，二人起碼不會超越政治三條底線：黨權至上、跛足改革、權貴利益。
而如果我的預測失敗，非但不會令我沮喪，反而恰是我所樂見的失敗。
2003年7月6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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