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政府公開疫情前夕，美國國務院撤出駐港粵領館非必要人員，並於3月31日向美國公民發布勸告，勸大家現在不要輕易去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和越南旅遊。《世界經濟論壇》4月1日表示，由於擔心神秘肺炎病毒的蔓延，將推遲原定於本月在北京舉行的2003年度中國高峰會議。4月2日，世界衛生組織已經通告所屬組織，建議各國民眾近期暫勿前往香港和廣東旅遊。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甚至發出社論，要求"全世界隔離中國"。許多外國政治家、商業團體和旅行者都在取消中國之行。更讓北京當局難堪的是，原訂在今年四月訪問北京的美國副總統切尼和英國首相布萊爾，都取消了對北京的訪問。很顯然，沒有國際輿論的壓力，北京當局可能至今仍未對疫情作出公開反應。
自一開始，中共就封鎖和隱瞞致命的非典型肺炎的實情，從而導致肺炎疫情迅速在世界擴散和擴大。中共官員為什麼如此刻意隱瞞疫情，草菅人命，成了國際社會指責的對象？為什麼涉及百姓人命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涉及統治者政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與中共體制的政治症候群是聯繫在一起的，並大致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解釋。
徵候之一：民眾的生命在中國的執政者心中從來是沒有份量的。中共政權基本上是一個視生命為草芥的政權，不僅在戰爭年代如此，在今天同樣如此。中共執政之後的非自然死亡人數更是高達以億計。就是在最近數週，中國大陸死於數次煤礦爆炸的人數也超過了到目前為止美軍在伊拉克戰場上的陣亡人數。這些結果與執政者的人命意識是分不開的。當年，毛澤東主張人民戰爭，不惜用數億人死於核武器來換取戰爭的勝利。今天，即使像龍永圖這種觀念極其開明的官員，其對人命的輕視也令人咋舌。龍永圖，3月28日針對香港神秘肺炎流傳曾經說過：香港這樣報導病情，「誰還敢來」？他還說：「如果六百萬人中有五十萬人得了這個病，我覺得應該恐慌，但現時才三百多個就搞成這個樣子了，我覺得有問題。」有人評論到，按照龍永圖的邏輯和比例，中國人口為十三億人左右，用百份之八的比例，就是一億人左右，難道非等到一億中國人感染上致命肺炎的時候，中共才覺得事態嚴重？龍先生況且如此，其他官員可想而知。直到今天，在中共的價值系統中，國家財產的價值哪怕是一根木頭，一隻羊，也遠遠高於個體生命的價值，並在教科書中繼續鼓勵人們為這樣的國家財產犧牲個人生命。如果執政者在腦子里民眾的生命根本就是草芥，他們怎麼會在行動中珍視民眾生命的價值呢？
徵候之二，政府不對民眾負責，不能對涉及民眾生命侵權的重大時間作出及時、正確的應對。這次北京當局在疫情上的所作所為表明，中國最需要的是對民眾負責的責任政府，並能針對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作出及時正確的應對。中國的政府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選政府，因而也不可能是責任政府。對如此重大的疫情，政府在四至六個月之後才被迫作出反應。其應對的意願、能力之低，可想而知。
徵候之三：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民眾的知情權不利於政權的安定，政府在黑箱中運作。在這次疫情過程中，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極其擔心，一旦公布疫情，會引起公眾的不安，進而有可能造成政治不安定。所以，為了穩定，必須掩蓋事實，必須用紙包火。中共的施政邏輯是"穩定壓倒一切"，並篤信掩蓋事實就可以達到穩定。這首先就意味著壓倒民眾生命的價值。對此，官方並不諱言，否則不會把穩定抬到壓倒一切的高度。這樣的政權雖然沒有能力控制疫情，但是卻有足夠的能力控制媒體。南方日報集團，尤其是《南方週末》和《21世紀環球報導》，所受到的及時、嚴厲、有效的懲罰一再證明當局鉗制媒體的能力，遠遠高於鉗制疫情的能力。這種以紙包火的做法在效果上注定要適得其反。
在統治者看來，不知情的民眾更易於被統治，因此，知情權是萬萬要不得的。但是，對民眾來說，一旦失去知情權，就會處於"夜半臨深池"的窘境。政府，尤其是作為民選的政府，其作用就是為了幫助民眾避免而不是製造這樣的窘境。所以，越是恐慌的消息，政府越要公布，否則會帶來更大的恐慌，並導致政府根本失信於民。
由上面中共當局的政治徵候群，我們可以看出，中共體制的問題，不是沒有衛生部這樣的機構，而是既有的政府與衛生部把民眾的生命安全擺在什麼位置上。中共政治改革根本不在於什麼機構改革，什麼人員加減，而是在於觀念的校正，行為方式的校正，從不負責任政府轉變為責任政府，把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人命是大事，政權是小事，這才是政治改革的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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