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传统（或曰正统）是在数千载的皇权统治下培养出的以儒家为代表的讲“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天理”也就是他们“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以“天降大任”而拼命维护的“道”，他们很看重这个“道”，达到了“道不同不与谋”的程度，拿现在的话说，其主要就是讲政治，是以政治为最高的中心（哲学、科学与宗教都处于次之，这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都不同），“灭人欲”更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缺失这一大患，在一个个体缺失的文化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潮的，因为民主的精义就在于确保个人的自由。儒家的“道”主要就是治国、治世之道，讲的是以“国”为重，而“国”就是以国之代表“君”为重(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影响与决定的，不是以民为重，更非以人为重，用“代表”一说就巧妙地转换了概念)，“治”就是稳定高于一切，稳定的基础就是“三纲五常”（不是平等）的安定团结。什么以民为本，替百姓说话，也是希望圣上施行仁政，也是从属于治国之道的，当然也反对昏君，甚至讨伐暴君，但却不反对“皇权”，甚至崇尚明君，反对霸道，主张王道。然而却从不讲个人自由与发展，也没有民主平等的理念，思维方式多从道德层面出发，不大重视逻辑层面，没完没了地讨论人生而性善或性恶，也从不探讨一下人应否是生而平等，因为这些都属于有碍“天理”的“人欲”，是当“灭”的对象。而“学”的理想便是做官，“学而优则仕”嘛！从道德的层面讲，更是以“忠”、“孝”纲常为最高准则，不能“闻达于天下”时，亦要“独善其身”。这是从小就代代相传的，教育孩子就是“要听话”，要“识时务”，学会“巧言令色”，要确立好自居的位置，“规规矩矩”处世为人。“士”的本身更是“为知已者死”的一副奴才像，当官就是皇上的奴才，历史上的皇上，大多为霸道起家的流氓，得势后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必然需要有文化的奴才。
仅管如此，知识份子的思考与观察、良知与正义的理想追求往往又与皇权专制的现实发生矛盾，所以历史上正直的知识份子又总受专制的迫害，另外在权力斗争中也会使知识份子因“忠”而夹在中间受难，这些“思想受难者”常常又曾是“施难者”，就是在大兴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的建立中，不少一部份大大小小的官家知识分子也是“名垂青史”的（这既不是竟争问题，也不只是“文人相轾”，而是陷害与残杀，已从“奴才”发展到了“帮凶”！）更不用说从幕僚、师爷、秘书到写作班子“梁效”一代代“文化奴才”替主子所作的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了。毛泽东当年对知识份子有一个皮毛的比喻，是非常生动的。长期的传统的专制主义统治与生存的艰辛，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忠孝的知识份子的依附性与奴性，“秀才迂见兵”使知识与正义蒙尘，最多也只能以独善自慰，以至发展到愚忠、愚孝，这种德性又进一步助长了专制主义的发展。从这点来说，我对传统儒学从来就没有多少好感。
从历史的真实上看，儒学不是以孔子一人为代表当时就确立了的，而是数千年来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最大的推动力是历代的统治者，他们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当时统治的需要，一层一层为孔子的封号加码，一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纵观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更迭，维护原有政权一方总是打着尊孔牌位，而企图推翻原有政权的一方便总是高举反孔大旗，到了新政权建成后需要巩固其统治时，又祭起尊孔牌位就是，孔学总是不断地反复被改造、利用、充实，孔子是批了又树，树了又批，尊孔与批孔的文字何止千万，反反复复，各取所需，因为立论不同解释各异便都是“言之有理”，一直弄到了今天。如果去掉后来附加的为皇权专制服务而还孔子思想的本色，孔子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思想家，孔学中的“天人合一”（把天解释为自然而不是皇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际关系中（避开“三纲五常”）相处的（加以现代意义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和……”；观察事物的辩证观点等等，正如现代许多提倡发扬儒学的人所讲的那样还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很值得研究与发扬，但这已不是传统儒学而是孔学了。
这种以“忠”、“孝”为中心的“纲常”传统数千年来根深蒂固，只有到了近代，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出了现转机，开始有了自由、民主的启蒙，可是，这好景不长，从1 927年开始国内政党争权斗争日益加剧，以及后来日寇入侵，中断了这个启蒙，救亡与革命代替了启蒙，启蒙的带头人物一个个蒙难：“在梁启超和陈独秀之后，堪称‘民族的脊梁’的，有鲁迅、胡适、殷海光，有储安平、遇罗克、林昭。经过几次浩大而残酷的政治运动之后，魂飞魄散的知识分子们沉默了，古语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梁启超和陈独秀的传统断裂了”(引余杰语)。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全部被纳入体制以内，“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受到了严厉地批判，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彻底消失了，特别是这个体制被当作国家和人民最高利益的全部唯一代表以后，发展到其极至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上述的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变本加利地继承了下来，“从国民党到以后…，从蒋介石到‘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国启蒙的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个悲剧性的下降的过程，也就是从‘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无’，从‘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引余杰语）。在历次以迫害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那种善于自贱自辱的水平，真是达到了举世无双、令世界震惊！这可以郭沫若等先生为例。启蒙的微弱影响也在1957年夏天最终地被剪灭尽净，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大旗下，在大跳‘忠字舞’的步伐声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上述‘祖传特色’在高呼“做驯服工具”声中竟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顶峰。就是在1957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最多也只是感到当局不信守承诺、不讲信义，搞了“阳谋”，误了“士”的一片忠诚，对后来的仅以“改正”处之，也深表感激涕零，个别的虽也觉不公，但却亦可接受，“母亲打错了儿子”也是可理解的，因为这并非争民主自由之根本矛盾也。拨乱反正后更常听到赞美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虽受辱而无怨无悔的‘崇高品格’，这种赞美实际上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深刻的批判。在起码的是非与正义面前，虽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内心明白，但迫于生存也早已习惯于明哲保身而“噤若寒蝉”了，这样误了知识分子本身都是小事，但却误了中华民主启蒙的大业。
专制孕育奴性，奴性又滋养着专制，就这样在互相加强中恶性循环了数千年。在实现市场经济的转轨后，如果没有紧跟的社会政治文明转轨，上述的传统中的权势的奴性，自然地又极易转化为权势与金钱的奴性，发展到丧失社会正义并导致腐败，使知识分子渐渐失去了代表社会良心的作用，这就是今天面临的危险！
中国的知识分子何时才能超越上述祖传，走上有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的道路，重现“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以完成中国自由与民主的重新启蒙，使古老的中华告别数千年来的臣民社会，建设成真正的公民社会，实现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真正溶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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