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官出刁民

"世风日下，礼崩乐坏"，社会的道德人士和权力者往往将层出不穷的刁民视为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弱化和管理乏力的结果，刁民之所以产生，民间社会广为弥漫的坑蒙拐骗和欺诈之风是由于管理者对之教育和约束不够，并在官方牢牢控制的主流媒体上将其原因别有用心地归结为民众素质低，愚昧而顽劣。他们是社会风气恶化的主要原因也是一系列麻烦的主要制造者。

以"民间视角"来看"刁民"现象，其根本原因既不是"穷山恶水"，尽管长期的贫穷可以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也不是民众素质低。那幺"谁驱赤子作刁民"呢？，我们认为，产生刁民的真正原因乃是因为先有"刁官"的存在，"刁官出刁民"，也就是先有刁官然后才有刁民，而产生刁官的原因乃是因为先有产生刁官的体制存在，也就是说，体制是产生刁民的真正原因。刁民问题不是出在民间而是出在庙堂之上，其咎不在民而在官。

刁民选择"刁"，是刁民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所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其实质是民间心理在强权压力下的一种变形反应。权力高压来自于权力集团对民众的人身控制、财富限制、思想钳制和人性压制四个方面的控制，并且这种"四控的权力系统只能使权力向下单向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特点，使权力系统保持着超强的稳定性和刚性，民众成为权力压力的最终承受者，权力顺着权力系统的层级结构刚性传递，并逐级放大，最终使民众所承受的权力压力不断加大。权力压力作用在权力受体民众身上而不能反馈，意味着权力压力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适时的转移，有压力就会产生焦虑，有焦虑就要释放和转移，在极权体制下，这种焦虑很难与社会所允许的方式释放转移，"刁"于是成为一条非正常的焦虑释放转移渠道，民众对当局说怪说、放刁耍滑以及轻微的违法来挑战当局权威，籍此释放焦虑，同时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至彻底被强权所剥夺。在极权体制下，民众对政府的某些权力行为即使反对，也不可能有正常的表达渠道，而只能选择变形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态度、意志和情感，不敢怒但是敢言，通过说怪话，唱反调以及信谣传谣来渲泄民间的愤懑和不满情绪。极权社会法制繁苛，但法律一般只能制民不能制官，民众如果遵纪守法，循规蹈矩，可能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证，而司法人员，其"硬的拖一锹，软的挖一锹"，尽捡"软柿子"捏的执法风格也从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刁民耍刁，民众采取轻微的违法没有人管，社会也不可能不存在管理上的盲区，无所不在的权力之网也可能存在漏洞，但这样的盲区和漏洞却使民间社会有了一个"通风孔"，使处于强权压力之下的民众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民众通过耍刁，以"非法"的或"不道德"的方式维护了自己最基本的权益，提高了自己在权力高压下的生存机率。

民众在权力高压下只有三种选择：暴民、刁民、顺民，如果不堪忍受强权压迫之苦，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及政府官员，选择做暴民，这无疑是最佳的焦虑转移方式，焦虑的释放和转移最为彻底，然而这种方式风险最高，民间暴力往往在有组织的国家暴力面前不堪一击，其结果往往是暴民受到政府最严历惩处，甚至肉体消灭。如果是选择做顺民，虽然风险最小，但成本最高，成本一方面来自于物的方面，即民众要忍受极权政府对民间财富的过度汲取，不仅民间的生产资料没有安全保障，而且保证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资料也可能被极权汲取一空。另一方面来自于做顺民的心性成本，做顺民意味着对权力的彻底妥协，百依百顺，逆来顺受，对由此带来的焦虑只能自我消化而不能释放转移，其心性成本将趋于无穷大。

暴民难做，顺民也难做，相比而言，只有刁民还好做一些。做刁民不以暴民的极端手段对付官府，不与官府和官员产生正面和激烈的冲突为原则，而只以轻度的，小规模的，个别化的对抗行为与政府和政府官员周旋，既降低了风险又保证了自己的生存，"刁"于是成为民间的一种生存策略，也是极权体制下民众的一种生存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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