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间视角"来看"刁民"现象，其根本原因既不是"穷山恶水"，尽管长期的贫穷可以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也不是民众素质低。那幺"谁驱赤子作刁民"呢？，我们认为，产生刁民的真正原因乃是因为先有"刁官"的存在，"刁官出刁民"，也就是先有刁官然后才有刁民，而产生刁官的原因乃是因为先有产生刁官的体制存在，也就是说，体制是产生刁民的真正原因。刁民问题不是出在民间而是出在庙堂之上，其咎不在民而在官。
刁民选择"刁"，是刁民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所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其实质是民间心理在强权压力下的一种变形反应。权力高压来自于权力集团对民众的人身控制、财富限制、思想钳制和人性压制四个方面的控制，并且这种"四控的权力系统只能使权力向下单向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特点，使权力系统保持着超强的稳定性和刚性，民众成为权力压力的最终承受者，权力顺着权力系统的层级结构刚性传递，并逐级放大，最终使民众所承受的权力压力不断加大。权力压力作用在权力受体民众身上而不能反馈，意味着权力压力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适时的转移，有压力就会产生焦虑，有焦虑就要释放和转移，在极权体制下，这种焦虑很难与社会所允许的方式释放转移，"刁"于是成为一条非正常的焦虑释放转移渠道，民众对当局说怪说、放刁耍滑以及轻微的违法来挑战当局权威，籍此释放焦虑，同时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至彻底被强权所剥夺。在极权体制下，民众对政府的某些权力行为即使反对，也不可能有正常的表达渠道，而只能选择变形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态度、意志和情感，不敢怒但是敢言，通过说怪话，唱反调以及信谣传谣来渲泄民间的愤懑和不满情绪。极权社会法制繁苛，但法律一般只能制民不能制官，民众如果遵纪守法，循规蹈矩，可能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证，而司法人员，其"硬的拖一锹，软的挖一锹"，尽捡"软柿子"捏的执法风格也从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刁民耍刁，民众采取轻微的违法没有人管，社会也不可能不存在管理上的盲区，无所不在的权力之网也可能存在漏洞，但这样的盲区和漏洞却使民间社会有了一个"通风孔"，使处于强权压力之下的民众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民众通过耍刁，以"非法"的或"不道德"的方式维护了自己最基本的权益，提高了自己在权力高压下的生存机率。
民众在权力高压下只有三种选择：暴民、刁民、顺民，如果不堪忍受强权压迫之苦，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及政府官员，选择做暴民，这无疑是最佳的焦虑转移方式，焦虑的释放和转移最为彻底，然而这种方式风险最高，民间暴力往往在有组织的国家暴力面前不堪一击，其结果往往是暴民受到政府最严历惩处，甚至肉体消灭。如果是选择做顺民，虽然风险最小，但成本最高，成本一方面来自于物的方面，即民众要忍受极权政府对民间财富的过度汲取，不仅民间的生产资料没有安全保障，而且保证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资料也可能被极权汲取一空。另一方面来自于做顺民的心性成本，做顺民意味着对权力的彻底妥协，百依百顺，逆来顺受，对由此带来的焦虑只能自我消化而不能释放转移，其心性成本将趋于无穷大。
暴民难做，顺民也难做，相比而言，只有刁民还好做一些。做刁民不以暴民的极端手段对付官府，不与官府和官员产生正面和激烈的冲突为原则，而只以轻度的，小规模的，个别化的对抗行为与政府和政府官员周旋，既降低了风险又保证了自己的生存，"刁"于是成为民间的一种生存策略，也是极权体制下民众的一种生存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