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把歐洲之行的首站選在波蘭不是偶然的，這是向世界發出一個信號：美國將吸取人類抵抗納粹的教訓，對邪惡先發制人，絕不退讓；同時聯合以波蘭為代表的「新歐洲」來對付法國等姑息邪惡、實質是邪惡同盟的「舊歐洲」。
布希花了90分鐘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從而成為親臨這個地址的第一個美國總統。共和黨籍的美國總統福特、里根、老布希都曾參觀過其他納粹集中營舊址，但包括克林頓在內的所有左翼民主黨籍總統，沒有一個做過這種選擇。
美國媒體報導說，在參觀中，有三種實物，令布希的神情非常凝重：40尺的玻璃櫥窗中，陳列著大量被殺害的猶太人頭髮；還有那些被送進毒氣室前拆下的假肢（要留給德國人使用）；被毒死的孩子們的鞋子。布希喃喃說，「孩子的鞋」。布希在當地發表簡短講話說：奧斯威辛是「告誡者」，告誡世世代代，什麼是邪惡；奧斯威辛是「提醒者」，提醒整個人類，必須站起來反抗邪惡。他特別指出，歐洲的張伯倫們，當年做了錯誤的選擇；以此預示，美國絕不接受今天的「法國張伯倫」，正如布希上次歐洲之行時所說，這個世界絕不可再有「慕尼黑」和「雅爾塔協議」。
這已是布希出任總統後第二次訪問波蘭（波蘭總統也訪問過兩次美國，並受到國宴待遇。布希政府只給過四國元首這種接待），標誌著波蘭正在成為美國在歐洲除英國外最親密的盟友。波蘭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堅定支持美國，派出200名特種部隊參戰。現又決定派出2,000維和部隊進駐伊拉克，領導來自全球12個國家的7,000人的維和部隊（不包括美英軍隊）。
前波蘭副國防部長西科斯基（Radek Sikorski）5月30日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說，「波蘭人很自豪承擔了這種責任，因為我們深知結束薩達姆政權，對世界和平的意義。……1992年我當波蘭副國防部長時，就曾下令派遣一支波軍到克羅西亞，幫助那裡的人民獲得自由。」西科斯基說，波蘭人普遍信賴美國，但對歐洲缺乏信心，因為在二戰中，歐洲沒有保護波蘭。最近，法國總統希拉克還把波蘭人貶斥為「壞歐洲人」。
波蘭的選擇具有代表性，原東歐的10個國家，都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堅定站在美國一邊（捷克、羅馬尼亞、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都向伊戰派出軍事人員或突擊隊，匈牙利向伊拉克流亡者提供軍事訓練）。柏林牆倒塌，被視為「冷戰」的終結。伊拉克之戰，則標誌「後冷戰時代」的結束。今天歐洲的政治版圖正在重組，出現了英國、西班牙、義大利、丹麥和原東歐10個國家為核心的「新歐洲」，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和美國立場一致，而和法國德國為代表的「舊歐洲」分道揚鑣。《華爾街日報》5月30日就布希出訪歐洲發表的社論「傾向大西洋主義」中，把波蘭稱為「新歐洲的心臟」，可見華沙的地位已舉足輕重。
波蘭等東歐國家之所以站在美國一邊，因為它們都曾受德國、俄國之害，先是納粹的侵略屠殺，隨後是蘇聯的控制和奴役。而法國在二戰中則投降德國，做了納粹摧毀歐洲的幫凶。過去幾年中，我曾兩次去華沙和布拉格，和東歐知識份子交談，最強烈的感覺是他們對蘇聯的厭惡，對德國的反感。波蘭最大報紙《波蘭新聞報》的一位記者對我說，她絕不再說一句俄語；並說很多波蘭知識份子都有這樣的情感。
雖然布希總統把前伊拉克、北韓、伊朗定為「邪惡軸心」，但從這次法德俄聯手杯葛英美軍事倒薩來看，這三個國家，從歷史意義上說也是一個「邪惡軸心」，法德俄和英美，正好代表著人類近代歷史的兩種不同價值取向。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人類所有的災難都來自歐洲大陸，而所有的解決方案都來自說英語的國家。」幾年前在電視上初聽到她這句話，頗感驚訝，但仔細想來，撒切爾夫人描述得非常準確，兩次世界大戰和共產革命，都是從歐洲大陸的德國和俄國開始的，而正是英美這兩個英語國家挺身而出，抗衡並擊敗了這種邪惡。
先看巴黎，法國大革命給世界開了一個暴民政治、群氓革命的頭。那些流氓無產者以人民的名義，舉著正義的旗幟，公開燒殺搶奪，霸佔別人的私產；用斷頭臺實行殘忍的紅色恐怖；後來的拿破崙帝國，則樹立了武力征伐和殺戮的典型。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人類的所有革命和擴張，都是法蘭西開的頭。
德國更是災難的源頭，這一個國家就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大半個歐洲，以及部分非洲都遭到納粹鐵蹄的踐踏。像法國人發明瞭斷頭臺一樣，德國人以發明瞭毒氣室、奧斯威辛而被載入史冊。
俄國則最早實踐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學說，建立了第一個共產政權。不僅把俄國人民關進《動物農場》奴役了70年，還「一聲炮響」，向中國輸出了罪惡的共產主義，結果導致今天中國人還活在紅色恐怖之中。
這三個國家今天聯手杯葛美英，絕不是偶然的，這和他們的歷史、他們的傳統有直接的關係。因為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是集體主義（導致極權）和個人主義（走向自由）兩種價值對立、對決的歷史。集體主義的代表性知識份子是德國的馬克思和黑格爾，還有法國的笛卡爾和廬梭，前者強調普魯士國家主義，後者主張唯理主義和浪漫主義。而人類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性思想家是英國的洛克和亞當．斯密，以及美國的麥迪遜等。正是馬克思和黑格爾式的國家集體主義，給了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帝國，德國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俄國的共產革命等，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正是洛克、亞當．斯密，麥迪遜等，為今天英美的古典自由主義奠定了思想根基。
今天法德俄和英美的對抗，從本質上說，完全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這兩種價值對立的延續。法國外長那樣狂熱地崇拜拿破崙，六十年代薩特和西蒙波娃等那樣推崇共產蘇聯，都在集體主義這個軌道。如果說阿富汗曾是伊斯蘭原教旨者的「麥加」，那麼巴黎就是世界左瘋們的「延安」；都是反對個人主義的邪惡者的聖地。
20世紀之所以充滿血腥，就是由於源自法德俄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大規模地橫掃了以知識份子為主的、充滿烏托邦幻想的頭顱。希特勒是極右，但本質和極左的集體主義完全一樣，以德意志的名義剝奪個人自由。人類進入21世紀後，這種以英美為代表的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自由主義，和法德俄為代表的集體主義這兩種根本對立的價值觀的抗衡不僅沒有結束，而且由於增加了伊斯蘭原教旨狂熱（本質也是集體主義）而更加激烈。
以波蘭為代表的經歷過納粹和共產主義雙重專制的東歐國家，加入英美陣營，既有歷史因素，也是獲得自由的人們的必然選擇。它再次證明，無論是伊斯蘭世界的「新邪惡軸心」，還是舊歐洲的「老邪惡軸心」，都無法阻止以英美為代表的個人主義價值走向世界和人類的中心！
2003年6月3日於紐約
(多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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