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飛來橫禍
(一)
太原市退休女工謝某剛從北京奔喪歸來，就覺得身體不適，胸悶發燒。她立即前往太原的山西省人民醫院看急診。
謝某的哥哥剛剛在北京過世。他去求治結腸癌，結果死在佑安醫院，死亡證明上說：「發熱，原因不明」。此刻，謝某也是「發熱，原因不明」。
這是2003年3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在八天前將中國廣東、香港和亞洲一些國家發現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定名為SARS，確定為對全球所有國傢俱有重大威脅的疾病。香港已經處於SARS大爆發的前夜，病毒從醫院擴散至社區，媒體關注鋪天蓋地。在北京，許多人聽到一種傳言，說非典型肺炎已經悄然進了北京，佑安醫院就是醫治點之一。
如果謝某是個消息靈通的人，她至少會把哥哥的可疑病情告訴人民醫院的醫生；如果她有足夠的知識，她完全可能意識到自己的危急狀況；如果……
可惜她在山西，在太原。她不懂英文，不上網，甚至沒有機會聽說「傳言」。所以，沒有「如果」。她以為自己是普通的感冒發燒，也沒有介紹哥哥的不明死因。她被安排在人民醫院急診室觀察暫住，三天後死亡，死前才被確診為非典型肺炎。
在醫療水平相對落後的山西，省人民醫院是最好的醫院之一，但也是個沒有專門傳染科、以往也並不接受傳染病人的綜合性醫院。
一切都是猝不及防！謝某被懷疑染有「非典」後，醫院曾為她留住急診室的觀察區打了隔斷。但就連為臨時隔離區接通電路的電工，後來也染上了「非典」。
這一輪，僅人民醫院就有10多名員工感染SARS，最後一個倒下的是急診室副主任梁世奎。4月24日晨8時，57歲的梁世奎終因疾患過重不治身亡。
4月25日，在山西省人民醫院的院長辦公室裡，書記和院長向《財經》記者回憶起這一切，傷心地流了淚：「當時我們怎麼會想到，北京也是疫區呀！」
(二)
3月27日，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網址是www.who.org)終於把全球的SARS案例中國項從零調為「中國廣東972例」之後，又宣布：越南河內、新加坡、加拿大多倫多，還有中國的廣東、北京、山西、香港、臺
灣為「疫區」(affected area，參見本刊2003年4月5日號《世衛組織專家去廣東》)。
將山西定為疫區絕不為過。4月2日，山西報告的確診SARS病例為四例；6日，升為24例；14日衛生部調整診斷標準後，山西在一天內增加了50例，總數字調至82例；到18日，山西的確診病例增至95例－－不僅如此，山西還是當時全國惟一報告疑似和觀察病例的省份，稱總住院人數為140例。
4月20日，隨著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的去職，北京的「非典」病患總數升至300例以上，並連日大幅上升。然而直至現在，山西仍是全國僅次於廣東和北京的SARS重災區。
截止到4月30日10時，山西報告確診病例299例，疑似病例130例，死亡9人，出院22人。這個內陸省份有一個地區和10個地級市，現在除晉城一地尚未發現SARS，其餘地市均已發現確診或疑似病例，形勢極為嚴峻！
「我們遇到了突如其來的災難，事先沒有準備。」「這場疾病現在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4月26日，在山西SARS防制指揮中心的「新聞通氣會」上，衛生廳長李俊峰的語氣相當沈重。
作為中部經濟落後省份之一，山西陷入SARS之災倍顯殘酷。人們在想，為什麼山西會成為SARS在中國的重災區呢？偶然之中，必然何在？曾有人簡單推測，恐與廣東疫發之初多有人前往山西販醋有關。經《財經》調查，事實並非如此。
(三)
山西官方在報告本地病例時，常用「輸入型」與輸入之後的「繼髮型」。所謂輸入，是指從外地傳入；所謂繼發，是指在本地又傳染給他人。需要分析的是從哪裡輸入，又如何繼發。
上述謝某，並不是山西最早發現的「非典」病人。在她之前，還有兩個首發病例，每一例身後又有一串。連同謝某，山西當地稱為三條鏈。
第一鏈的源頭於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場包租櫃臺做珠寶買賣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廣東進貨時染疾，發燒胸悶。當時，廣東媒體對於「非典」的報導已經趨於寂然。身為山西來客的於某無從知曉，2月初一度在當地引起恐慌的「非典」還在繼續擴散，自己也有可能被傳染；更無從知曉一旦患上這種傳染病，應在當地迅速求醫，隔離治療。
回到山西，她的病情愈發沈重，卻一直與家人生活在一起，父母親朋往來密切。
在太原求治若干家醫院未果之後，於某家人不再相信當地醫院。按當地富裕人的習慣，於某3月1日租車到北京看病。7日，在解放軍301醫院被確診為「非典」，轉入302醫院。可是已經晚了，父母、丈夫等一家相關者八人都出現類似症狀，有重有輕。全家相繼抵京就診。
從目前《財經》所掌握的情況看，於某正是北京的首發病例，曾導致301醫院一批醫護人員染病。其父母很快病死在北京。其本人和其他家人後來被要求接回山西繼續治療。(參見本期「焦點人物」)
那是山西醫療界首次親睹SARS的傳染強力。在於某最後求診的山西省人民醫院，3月8日以後有五名醫護人員相繼病倒，都是「非典」。
對於山西和太原的防疫人員來說，「亡羊補牢」式的努力從一開始就在進行。3月9日，太原疾控中心主任趙寶新便親率員工趕赴北京，在病房找於某瞭解發病過程和曾經接觸了哪些人。經過這種被專業稱為「流行病學調查」的步驟，趙寶新們在山西確定了30個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按上面要求「內緊外松」地「布控」進行醫學觀察，而且後來發現其中果然有四人發病，即送到醫院救治。
於某這一鏈，山西住院者一共有近20人。潛在影響則無法估計。
然而，山西的災難還遠遠不止於此。
(四)
3月20日，又是在山西省人民醫院，一位從北京301醫院診治口腔潰瘍的患者入駐，還是治口腔潰瘍，不過有些發燒。
患者岳某，太原市郊清徐縣的一個鄉黨委書記。書記病了，消息傳出，許多同事趕往太原探望。
3月23日，岳某被懷疑患有「非典」。可是已經晚了。前往探望過他的清徐縣政協主席4月5日終因重症「非典」死亡。四天之後，送岳氏去北京的縣交通局司機，一個32歲的年輕人和他的妻子雙雙染恙，相繼死去。
清徐是山西陳醋的產地，也是山西比較著名的富裕縣。2月初廣東鬧「非典」的時候，當地據傳醋能「治非」，一瓶賣到數十元，於是也有一些商販到清徐進貨。
「從那時就聽說有這種『非典型肺炎』了。不過，一直覺得對我們是非常遙遠的事情，而且聽說廣東已經控制住了。」在清徐縣防疫站瀰漫著消毒水氣味的辦公樓裡，身著防疫制服的站長啜瑞義告訴《財經》。
他還肯定地說，雖然當時來過不少廣東人，但清徐並未發現由此染病的。「首發病例，就是岳某。」當然，無論啜瑞義還是岳某本人，都沒有想到這種可怕的傳染病不僅沒有在廣東消失，竟又轉道北京，潛入清徐。
清徐縣一夜間成了疫區。從3月下旬開始，啜瑞義和他手下的40多名防疫人員就在夜以繼日地工作，動員「疑似者」住院，記錄觀察密切接觸者的症狀，從中再發現新的「疑似者」。
「當時不敢叫『非典』，這是保密的。所以我們對外說『春季呼吸道傳染病』。好多人想不通呀，這麼個病幹嗎要住院呢？我們挨了多少罵呀。」防疫站的財政科長馬秀珍回憶道。
按啜瑞義的記錄，在岳某一鏈，密切接觸者有七人，醫學觀察對象有128人，最後住院者有24人，死亡兩人。絕大多數接觸者和觀察者都是縣城人。
一串又粗又長的鏈條，加上三名死者，清徐成山西省SARS災區的重中之重。街道冷落、學校停課自不待言，清徐人上太原，到飯店下榻也多遇冷臉。
(五)
直到4月中旬，在太原SARS預防控制一線，勤勉的專業人員還在按照首發鏈條追蹤病人。除了上述三鏈，還有一根無頭的鏈條，又可以串出20餘人。
SARS是一種傳染力非常強的疾患，遠遠超過以前人們所知的呼吸道傳染病。3月初以來數例重症病人相繼在太原出現，事前沒有徵兆也難有準備。事發之後，當地對SARS的預防救治一直被要求以「絕密」的方式進行，防疫人員無法廣而告之，取得公眾的廣泛配合。
很難想像，在如此形勢下，山西脆弱的醫療防疫系統能夠擋得住病毒的進一步蔓延。很難想像，在數例而擴至上百例病人出現、大批醫護人員感染後，沒有更多的潛在帶菌者存在。更何況，SARS病毒此時已在北京也在全國擴散，外部環境同樣堪憂。
果然，及至4月，儘管一線傾其全力，人們很快發現山西新增病例此伏彼起，再無法用有形的鏈條穿連。前方防守亦愈加吃緊。
4月26日，衛生廳長李俊峰說：「到目前我們掌握的疫情仍然是輸入型繼發感染,同時也有散在病人出現。有一部分病人(病源)不明確，所以為控制疫情增加了難度。」
在清徐縣，整日疲於奔命的啜瑞義也已經無法理清楚本地的鏈條。他說，清徐現在需要進行醫學觀察的「流調(即流行病學調查)」對象則有1300多人。每天縣鄉兩級防疫隊伍跟蹤調查，天天要忙到凌晨兩點。
清徐有了可疑的SARS病人，總是送到40里開外的太原市去住院。4月21日，清徐縣西關村有一名農民疑似患者在太原被隔離以後，竟然逃離私自回家。啜瑞義得知，立即帶幾名防疫員趕到那位農民家，做了兩個多小時工作，把病人勸回醫院。還好，沒有動用公安。
農民患者回去了，他的家眷都是留在家裡的隔離觀察對象。啜瑞義說，他實在無從知曉，那位農民是如何染病的。
在太原，此類無頭可尋的新病例已經不勝枚舉，有民工，也有幹部和市民。4月23日，市區一個橋洞下還出現了一具屍體，經過鑒別，確定為外來民工，且為SARS疑患。一線防疫人員奔走四方，辛勞已極。
在臨汾，4月13日首次報上一例病人，據稱是在太原學習後染上「非典」。不日，一位在太原打工的河南林縣農民又在火車站被發現患有「非典」，住在當地醫院。23日距臨汾20多里地的吳村死了兩個農民，均為「非典」，一是老人，一為學生。兩人一直長居鄉村，並未外出。據瞭解，現在吳村已經戒嚴，經過按戶排查，又發現幾個小孩有發熱跡象，懷疑是「非典」的疑似病例。
到4月26日，太原以外的10個地級市已有九個發生了疫情，不少病案源頭已難以理清。
4月23日，世衛組織將中國的山西、北京和加拿大的多倫多與廣東、香港相提並論，列為建議旅行者取消非必要旅行的地區。此後，在該組織確定的「SARS疫區」一欄，已經加入了美國、英國倫敦和中國的內蒙古。按世衛組織的解釋，所謂疫區，是指當地出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傳染鏈。那種可以清晰辨識出傳染鏈條的疫區，算是輕疫區，其餘則是重疫區。
輕疫區包括了臺灣、美國和英國倫敦。當然，山西屬於重疫區。這不是偶然。
下篇
背水之戰
(一)
在山西，4月15日又是個分界。
13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會議以後，當晚，省長劉振華便緊急部署，決定拿出600萬元專用於「非典」的救治和疫情控制。15日，山西成立了由省長領銜的防治領導組，領導組辦公室主任正是分管衛生和財政的副省長王昕。
至此，山西防治「非典」成為政府的中心工作，全線動員，緊鑼密鼓，步步為營。
4月20日以後，山西當地媒體對「非典」的報導開始加大力度，報人們說，較之過去報導量多出三倍以上。山西衛生部門也更公開地公布疫情，不僅每天正式發布，而且詳細說明患者在全省各地的分布。
臨汾13日報告一起確診病例後，太原以外的疫情引起高度關注。18日，山西出臺了《加強非典治療管理的緊急通知》，要求地市黨政一把手坐鎮指揮不得外出，並明確「嚴格疫情報告制度，嚴格控制跨市地轉送病人，嚴格落實首診負責制」。4月2日，劉振華又簽署了第162號令，以緊急通告形式佈置地縣政府的「非典」防治工作。
在26日的新聞通氣會上，衛生廳長李俊峰告訴與會記者，「現在省委書記、省長每天與我們一起研究疫情，說的都是『行話』了」。
在19日到26日的一週中，山西新報告病例仍在上漲，按統計，平均每天新增確診病例8例，疑似病例19例。李俊峰認為可以說明兩點,一是疫情確實在上漲，二是早發現早報告的措施加強後，病例增長較快。「總之，這說明疫情還沒有控制住。」李俊峰分析說。
山西將眼前的SARS稱為一場惡戰，其方針是「動員各行各業都來參戰，儘可能早發現病例，防止其散入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的農村地區」。參戰者已經動員到了城市的居委會與鄉村的村委會一級。而熱線舉報電話的原則是「寧錯勿漏」。
人人心中一本賬：以太原的條件，救治尚且困難。如果疾病在農村暴發，後果將不堪設想。
(二)
激戰之際，愈顯出防疫一線的作戰部隊長年給養不足。
啜瑞義是轉業軍醫，1984年就當了清徐縣防疫站站長。他記憶所及，縣防疫站近20年來只拿到過一次設備投資，是在1986年，用10多萬元錢購置冰箱和一些簡單的化驗儀器。從1999年開始，縣財政撥付防疫站的款項就出現了大缺口，只有通過衛生監督獲得收入，可以勉強開出工資。
比如去年，縣財政只給了20萬元。防疫站有14名退休職工，就需要21萬元。其餘的全部由防疫站自收自支。全站的工資加費用，一年要80多萬元，所以日子格外緊。防疫站的平均工資900多元，並不高，但到年關，常常發愁開不出工資。
今年出現緊急疫情，清徐縣防疫站在費用上更顯捉襟見肘。3月24日出現首例患者後，財務科長馬秀珍立即購置了一批防疫必須使用的白大褂和一次性防護服。
4月17日，縣裡為防疫緊急撥款的2萬元到賬，總算付了款。
4月24日，疫情報警一個月以後，馬秀珍終於狠狠心買了一箱方便麵和火腿腸，讓天天加班到凌晨兩點的防疫員們吃上了宵夜。「這些日子，看著他們實在太苦了。」說著，她抽泣了。
縣級防疫站如此，太原市的疾控中心擔子更重，處境也只有更艱難。主任趙寶新沒有時間算細賬，只是覺得「人手根本不夠」。為防止疫情擴散，需要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的對象越來越多，現在太原市疾控中心200多人中，100多人被抽調建立流調隊。不過，當疫情擴大成散發，一切變得很難，「散發了，不知道傳染源在哪裡，也搞不清接觸史。」
趙寶新他們想了很多新辦法，包括盯人、現場追蹤、醫療督導、系統排查。這些都意味著人員和設備，可人員和設備都遠遠不夠，甚至辦公用電腦也不能滿足需要。除了再想辦法，聯合各路人馬設置重點觀察哨，就是加班加點。
工作實在太忙太累，連採訪趙寶新本身都非常難。他除了不停地接電話，一有間歇就只想打瞌睡，讓人不忍發問。記者隨他的「流調」隊伍前往一個發現了「非典」的工地進行排查。人們剛剛散開，只見這位疾控中心主任靠著一棵大柳樹，竟已悄然入睡。
據副省長王昕向《財經》介紹，山西整個的防疫系統都相當落後，設備人才遠遠不足。不僅基層，甚至省級疾控中心，也只是在20世紀80年代流行出血熱的時候武裝了一點，90年代初出現脊髓灰白質炎時又添加了一些。中心沒有任何科研能力。此次山西是疫區，但在病原樣本研究方面毫無作為。
她透露，因為這些年公共衛生方面欠賬太多，國務院最近已經作出計畫，從國債基金中拿出一部分錢，用於建立加強省市縣三級疾病控制體系，初步的說法是縣級100萬元，市級300萬元，省級2000萬元。這種錢是為了長遠建設，但眼下防疫體系應急已經困難之極。
在全國，山西還屬於基層醫療系統相對完善的省份。除縣級醫院外，鄉鎮一級衛生院尚且存在並沒有被拍賣，有合作醫療點的村莊在全省佔到了88.9%。據王昕介紹，這得益於1998年山西搞過一次「農村健康工程」，山西自己拿錢又靠國家少量援助，改建了一批防疫站、婦幼站和鄉鎮衛生院(或是中心衛生院)，搞起了農村合作醫療，還確定了基層醫務人員的培訓計畫。
現在，山西用於農村健康工程和農村衛生院建設的專項經費每年約在1000萬元左右，偌大的省份，僅衛生院就有1800多家，實在是杯水車薪。
王昕很實在地說：「幸虧多少做了點事情，否則情況更糟，現在更要難辦了！」
(三)
山西的醫療救治系統，同樣在飛來橫禍面前暴露出脆弱性。
太原好醫院不多。最好的三家，人民醫院、山西醫學院第一及第二附屬醫院，從一開始就設為定點醫院。王昕說：「這是為了讓老百姓信任，因為治療這個病有難度。」不過，這些醫院的設備條件仍嫌偏差，不足以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
臨床醫療救治力量和設備也嚴重不足。診斷治療和護理SARS這類呼吸系統急症需要經驗豐富、有專業特長的臨床專科醫生和護士，還需要呼吸機(有創及無創)、血氧監護儀、床頭X光機等專用設備。李俊峰說，山西只有幾家設呼吸科的醫院，一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張床位的實力。最初，當地決定由山醫一院和人民醫院充當指定治療SARS的醫院，各準備了50張床位。誰知病人，包括確診、疑似和觀察病人增長的速度超過預計，專設的SARS病房很快不夠用了。到4月初，新病房一時準備不出來，一度曾出現收治困難。一個疑似病人在門診見不能馬上入院，情急之下，竟然扯下接診醫生的口罩，迎面啐去……
真正體會了「有備無患」意味著什麼，山西從4月8日開始進行大規模調整準備，至18日，終於在太原安排出總計406張專治「非典」病人的病位，以應對疫情的繼續蔓延。然而，救治設備的缺口仍非常顯著。省人民醫院的武晉副院長在向《財經》談及設備需求時，一口氣說了20多項，包括了急救車、搶救床、呼吸機、床邊X光機、空氣消毒機等基本設備。
人民醫院的呼吸科副主任魏東光曾經接診過最早的患者於某，3月8日就發現自己也染了病，同時感染的還有其他醫護人員。事發突然，山西曾通過衛生部協調請來經驗較多的廣東專家會診。
魏東光3月24日出院後又重入病房，成了人民醫院救治「非典」的主力醫生之一。他告訴記者，早期得以在太原向廣東專家求教獲益非淺，算是「因禍得福」。據悉，此間山西省衛生廳也抓住機會，請專家們在太原給一些醫院的臨床醫生進行了診治方面的培訓。「幸虧我們下手早，現在這些專家還不好請了。」李俊峰說。
SARS的診斷和救治有相當專業難
度，山西的醫療界在這方面起點很低，只能通過「臨陣磨槍」式的專業培訓做些最起碼的準備。為應對SARS走出太原後的局面，山西從3月下旬起，分批對地市級醫生也進行了診治「非典」的專業培訓。全省各地目前準備的接受「非典」床位已達到2000張以上。不過，李俊峰承認，在地市一級醫院，內科病房一般不設專門呼吸科，專科大夫相當少見。而且，縣級醫院和鄉鎮衛生院還根本來不及進行正式培訓。太原之外一旦有大規模的非典暴發，醫療救治力量仍會面臨嚴峻挑戰。
實踐中，看去又是疫情走得更快。
《財經》記者一行在山西採訪，瞭解到多數人認為政府定期披露的疫情數據確是真實的報告數字。所擔心者，無非是疫情正在蔓延，在基層在農村真有患者未必能及時發現。副省長王昕說：「我們沒想過要瞞，這些都是老百姓的命啊！」她還承認，因為基層診斷水平有限，仍然很可能發生誤差。
「我們現在只好掌握一個原則，寧肯寬些，不要漏掉。」
王昕最擔心的是晉西一帶的防治能力。例如呂梁、忻州和朔州市醫院。據她介紹，朔州的醫院是城區醫院改建的，條件較之一般地市醫院又要差去許多。
水平偏低，發現和確診SARS都會有困難。救治難度更大。例如呂梁剛買了兩臺呼吸機，不過，目前尚不能確認當地醫療界有能夠熟練掌握呼吸機的人才。
要緊的是晉西已經發現了為數不少的「非典」病例。到29日18時，疑似與確診合計，忻州五例，呂梁三例和朔州五例。危像已現。
(四)
雖然太原「先富起來的人」有條件赴北京看病，山西其實是個很窮的省。
山西有過相當富庶的過去，但畢竟是過去。近10多年來，這個地處太行之西、黃土高原之上的內陸省份經濟實力一直增長比較慢，排名在全國不斷下滑。20世紀80年代初期,山西的人均GDP曾排在全國第10位左右，至1998年已經下降到第17位,1999年則滑到18位。2001年,山西的人均GDP僅為7529.384元,比起排名第一的上海的37382元,相差了五倍之多。
即使在中部地區的六省中比較,山西也是排名比較靠後的,位次低於湖北、湖南和河南,僅僅列於安徽和江西之前。
如果看標誌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山西位列全國倒數「三甲」；農民人均收入也長期徘徊在全國第20位之後。
突如其來的SARS之災，對於山西不啻是雪上加霜！
王昕告訴《財經》，今年以來，山西的經濟形勢本來非常好。現在第一季度的各項經濟指標已經公布，山西GDP的增長是13.2%;工業增長速度達到了21.7%,財政收入的增長達到了28.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則增長了13.9%,農村人均現金收入也增長了9.5%。
「今年是卯著勁要好好幹一下。過去落後，要趕一下。現在，感覺很不樂觀了。」她說，「(SARS)對山西的衝擊太大了。」
山西省財政拿出錢「抗非」是見諸報端的，據統計，目前總額為7460萬元。其中，省級財政1900萬，市級以下財政撥付5560萬。這些錢是應急，買設備，一線醫療人補助，還有必需的防治費用。省財政廳副廳長王亞對《財經》說，山西各地市基本上是「吃飯財政」，至少有一半屬於困難縣，還要靠轉移支付才能保住飯碗。拿出這些錢，「吃飯」一定會受影響。可現在只能先救急。
他有些悲觀地說，現在有兩個不確定性，一是確定不了疫情持續時間，二是確定不了疫情範圍。誰也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結束。照目前的一般趨勢，他粗算，山西的防治經費缺口至少在1.5億元。
王亞還提到，除了疫情可能向農村擴散讓人擔心，還有煤礦。煤礦工作面小，人員居住集中，一旦瘟疫流行，後果堪憂。「特別是還會大大影響山西的煤炭生產」，那就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能源供應了。
「天下之形勢，必有取於山西也。」SARS陰影重重之中，山西正在奮爭。現在還不是勝算在握，但這是一場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戰爭！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47 《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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