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对大陆的报纸都不感兴趣。即便这家我供职的《成都晚报》我也几乎不看，因为的确无什么可看。要不是“成都读书会书友”何剑秋先生打电话来询问究竟，我肯定不知。
那句短短的文字“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细小而隐蔽，恰巧出现在我的地盘上——放在第14版分类文字广告的最末行，几乎是报纸的边脚余料里，极不显眼。
于是有种种的猜想。是印刷厂工人被收买?还是电脑排版人员浏览海外网站时因一时疏忽而把相关敏感文字嫁接到报纸版面上？或者整个审稿系统都统统疏忽而让“别有用心”的人轻易得逞？
我给剑秋兄电话上作了约20分钟的揣测分析，最后一致看法是：小菜一碟，肯定卷不起半点涟漪。如此简短而很难察觉的文字，也许读者不足十人。新闻主管部门的人员和我一样，一般是不读报的；报业从业人员也很少读报；除非广告业务员，他们每天要读商业性广告内容，以了解最新的广告发布动向并维护手头长期的广告客户群体。
中国的报业，以我之见，大都只不过是一份传递商业广告信息的DM单。
我对那位迄今不知道名字的“敏感文字制造者”涌动出恒久的崇敬之意，折服地竖起大拇指。
我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将此消息传发给“读书会”的几个朋友，希望他们继续转发，并且保守地以为这句文字所激发的能量也就如此而已。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一些臆断错了。六月五日这天，整个“分类信息广告”栏目被砍掉。四川省委及成都市委调派相关领导进驻报社整顿，报社常务副总编李少军以及两位编委被立马停职。虽然次日（即六月六日）广告栏目又得以恢复，仿佛事情影响控制得到位，但网络比甚么都快，比什么都传播得彻底，《观察》、《自由亚洲电台》、《自由中国论坛》、《博讯》、台北《联合报》、《六四天网》等都做了相关报导和转载，一言激起千层浪。
随着事态和影响的扩大，消息传到了北京。相关责任部门受到来自多方的责难与压力，也在世界网络的纷纷议论声中《成都晚报》这份发行量约20万份的地方小报几乎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被网民们记住了它的名字。
《成都晚报》隶属《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是在中共成都市委直接领导之下但又属于市场运作的一份报纸，在成都市具有一定影响力，市场认可度仅次于《成都商报》，屈居第二。正由于其市场运作的自身属性，既不像市委机关报《成都日报》那样死活无忧（诸多媒体一直误报《成都晚报》是机关报，在此给予纠正），也不像在成都市场上一直是龙头老大的《成都商报》那样，几乎将成都地区的广告市场占领了近三分之二的份额（担心背负负面责任，对广告审查力度甚严），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成都晚报》这类二流报纸对广告内容的审查力度要相对较弱，只要不是特殊行业的广告，一般来说都很容易刊登。
成都是个报业相当发达的地区，林林总总的报纸也有二、三十份，但绝大多数都无广告收入。相对有市场潜力的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三份报纸之外，尚有《天府早报》、《华西都市报》等市民报。“分类信息”广告业务的竞争，实质上也只是在这五份报纸之间竞争。
按照报业惯例，报纸广告几乎都要拿给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广告公司承揽经营。“分类信息”广告又是任何一家报纸最主要的广告收入来源。《成都晚报》“分类信息”承包给一家名为“成都钟声广告公司”的单位经营，地址位于成都市报业最集中的市中心繁华地段：如是庵街1号。公司属下从业人员约50人，除了管理层和7个文职内勤人员之外，其余均为广告业务人员。
刊载“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刚好4厘米长度的小小文字，仅需40元人民币。据后来的调查表明：刊登者是直接到广告公司接待前台交费办理的，接待者是一位不足20岁的大专毕业生万小姐。由于刊载在“声明公告”栏目中，商业性质不强，故颇疏忽。后来在进一步的审稿过程中，有人犯疑了，问左右，左右皆不解其意。有人说，“向坚强”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可能是某次矿难死了64个女人，中国这些年来矿难连连；也可能与前几日云南地震有关。总之，广告公司文职人员由于平均年龄20岁左右，无一人知晓真正的“六四”含义，“六四”话题成为89年来中共一直封闭不语的政治禁区，新生代很少知道这个术语，所以他们就稀里糊涂地把那句后来是惹了大麻烦的一句话敲进了电脑，造成了一次新闻出版界的真正地震。
按照惯例，广告的刊登最终还要通过报社编辑的审核。然而，负责该版审查的二位编辑（梁丽和一位姓杨的年轻小姐）依然未看出这枚带着浓浓火药味的文字炸弹，像平常的日子一样，他们在签字画押之后，把完整的文字胶片送交给等候付梓的印刷厂。
事情就这么铸定了。后来我打听，六四这天，报纸居然脱销，一向并不畅销的《成都晚报》比龙头报纸《成都商报》还走得快，不知是否有人在背后操作？也不排除当局内部也有涉嫌操作的可能。总之，报社做贼心虚地去各大“报刊零售点”回购报纸，亦收获甚微。部份报摊老板猜测着商机来临，故意积压着该天报纸打算日后奇货可居，但他们很少知道个中原由。
邓永亮从西安专程到成都来找到我，他说互联网上这事儿已闹得沸沸扬扬，一方面他从我这儿想了解相关的具体信息；另一方面他将顺路去广州参加郭飞雄事件的庭审旁听。
大约缘于风波在网络的推动下而进一步升级，中共高层应该直接插手此事了。整顿没有了结，而是紧跟着也进一步升级。昨日一早我的办公电话就响个不停，全都是广告客户打来的气急败坏的责难声。大多数想要弄清原因，由于六月五日就有一次不愉快的版面停刊，居然两天之后六月八日又继续停刊，深深地不解。如果继续停下去，他们是熬不住的！广告费他们输得起，但靠广告才能赢得的商机他们却输不起。客户们都这么说。
按照上级预先的指令，不能给客户说真话。统一口径，一律就说“报社内部调整”这种含混不清的话，要尽可能地把真实事件的传播压缩在极小的范围之内。
广告公司数日来都气氛紧张，报社那边也一样是紧张的气氛。人人都不敢随意多说什么，害怕言多必失。相关责任人停职的停职，检讨的检讨。我悄悄地打听，才知道连日来报社高层一直在封闭式地接受整顿，几乎通宵达旦，满脸倦容，还得强作精神。六月七日整顿到凌晨4点，六月八日也整顿到凌晨2点。当然包括广告公司管理层人员也依然在劫难逃。钟声广告公司负责人郑成刚检讨写了一遍又一遍，据说六月五日、八日、九日的版面停刊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还得面临有关部门的处罚（包括经济上的罚款）。
目前，除了前几日停职的3位领导之外，报社广告部也有4位编辑已被停职。“分类信息”版在接下来的数日不再刊载，至于何日恢复以及是否恢复，均不置可否。
我问过有关负责人，较为可信的回覆是：恢复出刊肯定是没问题的，但何日能恢复实在拿不准，整顿顺利的话也许在下周二、三。这次是把我们整惨了，这位负责人说。
今天（六月九日）一早依然电话几乎打爆。清一色的广告客户不满的声音。钟声广告公司接待厅已有部份客户前来办理退费手续。他们不再容忍交钱却不能让广告见报的稀奇事，他们将选择其他媒体投放广告。据公司前台接待陈晓艳说：客户的一切合理要求，他们都将满口应允，决不做一丝推诿。
这场由于报业“新生代”从业人员不知“六四”为何物而引发的一场可笑闹剧，至此并没有结束。中共一直严密设防的政治禁区，屏蔽国人视线，清空“新生代”大脑的可恶做法，终于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成都异议人士冉云飞如是说：“中共的愚民政策真是很成功！这样愚民，他们没想到有人要利用他们，这是愚民的后果。”
而事情出现之后，有关当局封杀分类信息广告的刊登，更是不理智的行为。众所周知，报纸“分类信息”版面是浏览率最高的版面，一旦缺失，作为任何一个对这种于平常百姓最实用也最感兴趣的供求信息的读者而言，则是一个悬置脑门很难解开的疙瘩和问号，势必激发起读者包括广告客户们的好奇及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意探寻心理。事情反而弄巧成拙，达不成当局控制不利舆论的“美好”初衷。
有网民撰文：“此事件的另一面可彰显中共之虚弱本质。六四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坦诚地向国民交代事实真相本是被国民供养着的政府之基本责任。然而它却怕得很，连一行登在报尾的小字就怕得要死要活，这样的政权其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呢？！”
一个网名叫“斧头帮”的作者更是措辞尖锐：“匪共流氓政权恶贯满盈，心虚得很。我敢说倘若没有对新闻舆论的严密控制，它连三个月都撑不过去。”
这份名为《成都晚报》的报纸，其前身是在成都一度辉煌的《商务早报》，99年因在一篇文章中误将“西藏解放”一词刊印成“西藏独立”，酿起轩然大波，满城风雨。也是通过大刀阔斧的整肃，原本是市委机关报的《成都晚报》改头换面成如今的《成都日报》（发行量不超过5万份，就这个小小数字，也几乎全都是党政机关在自己内部极不情愿的强制性订阅才能完成的指标），而其名称终被枪毙进历史之中的《商务早报》在当局颠三倒四如同“川剧变脸”一般的倒腾中更名为而今的《成都晚报》。
历史仿佛在故意地开着玩笑。8年之后，同一种巧合在穿着不同马甲而身子骨依然未变的这份报纸上再一次回光反照式地应验了。
2007年6月9日通宵达旦于成都
《成都晚报》“分类信息”值班电话：
028 86629685
028 86762180(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自由圣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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