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卖国谁卖国

《走向共和》的播出，在观众中引起骚动，对于给李鸿章定位－－“卖国贼”还是“爱国者”，这是个问题。5月13日《南方日报》上盛大林说：“李鸿章究竟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者’，绝不是像我这样对历史知之不多的人所能断言的。”这倒不是盛大林自谦之词，他的出发点是：《历史何曾有‘定论’》。他说自己不敢一口咬定李鸿章不是“大卖国贼”，可是对于别人称“李大卖国贼”“已被中国历史认定”，“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苟同”。他说“中国历史什么时候‘认定’过李鸿章是‘卖国贼’？没听说过”。他又说“在各种记载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李的身前还是死后，清朝的官方(即朝庭)都没有说他是‘卖国贼’，而且还给他封了个‘文忠’的谥号。要说‘卖国’，卖的也是‘大清国’，满清统治者应该最有切肤之痛、最有发言权”。这里我要表示两点不同意见：一、要说李鸿章“卖国”，他卖的绝对不是“大清国”，而是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所共有的－－一个中国；二、李鸿章卖不卖国，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满清统治者，不是从他们嘴中放出的“昭告天下”，而是人民群众，而是来自老百姓中的“民间舆论”。关于第一点，如果承认清政府卖的仅仅是“大清国”的不毛之地，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有什么资格收回台湾？日本岂不要说：台湾是我们从“大清国”手里“买”来的，你蒋介石算那头蒜！如果承认清政府卖的仅仅是“大清国”的不毛之地，那么，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又如何解释？关于第二点，我只问一句：妓女是不是在卖“肉”，是老鸨有发言权，还是民间有发言权？
　　盛大林接着又提到“（梁启超）在李死后不久而着的《李鸿章传》中也说：‘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 胡适的高足－－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甚至说：‘没有这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当然盛大林提到梁、唐对李鸿章的评价，并非表明自己苟同，他只是意在阐明：“也就是说，李鸿章死后百余年，‘美化’他的说法和‘丑化’他的论调一直并存，何曾有过‘定论’呢！”所以我对梁、唐对李鸿章的“美化”也就点到为止，不侃侃而谈了。梁启超说：“李鸿章忠臣也”，那么对于百日维新中的风头人物－－康有为的学生－－梁任公，他该怎么定论呢？“误尽天下苍生”“无父无君之乱党”分子？唐德刚说：“没有这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是否可以这么推断：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我们理智的“李爱国者”作壁上观，一直“东南互保”下去，到头来，大清帝国连跟帝国列强签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打着灯笼找不着北？你我都知道，不能生此“邪念”。所以梁、唐对李鸿章的“美化”仅是其“个人意见”，说说而已，不能作为公论的。
　　对任何历史人物，后人有权从各自角度对其加以“美化”“丑化”，这无需禁止，也没法禁止，但须知，如此做的前提只能是作为一己的私下看法。你暗地里高呼“李中堂万岁”，没人拦你，但你要把这一看法通过文艺作品在电视台黄金时间向广大观众“宣传”，这就有待商榷。这就需要文艺创作人员必须抛却“美化”“丑化”一己之见，尽量使历史人物素面朝天。文艺创作人员必须把手上的脂粉或塑料袋中的粪便收拾起来。所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为大多数人之间的共识，必定有一个“定论”存在，它的评定标准就是：对历史人物不“美化” ，不“丑化”，忠于史实。要不然，没有公论，缺乏“定论”，十三亿人心目中有十三亿个李鸿章，如何交流？
　　自然我们理当明白，因为历史人物本身绝非单一性、脸谱化，他在历史上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表现，让我们很难拿捏，让我们觉得很难把他简单归类，所以产生类似盛大林提出的“历史何曾有定论”的错觉也是不足为怪的
　　“定论”是有的，只不过是任一历史人物在固定的阶段，其不同领域的身份，自成“定论”。比如周作人，抗日期间，其为汉奸，定论无疑；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学发展期间，其为文学大师，定论也无疑。这里不存在“丑化”与“美化” 。再比如李鸿章，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其在晚清中的所作所为，将之归入卖国贼行列中，实在没冤枉他。这绝非对其丑化，你想，整个清政府都是卖国政府，作为处处秉承领袖意旨的中堂大人想要独善其身，堂而皇之称自己是爱国者，他不要脸，我们还臊得慌呢！
　　盛大林说，对历史人物，不可能有一个“万世不易”的评价。这从某种角度理解，不无道理，因为社会总在进化、发展，对历史人物的认识，相应也难免会与时俱进。但我们要明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绝不会出现彼此颠覆的“定论”和平共处，必定会有真伪之争，必定会是“定论”立足。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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