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讓我銷聲匿跡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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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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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簡歷

河南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退休教授，中國首位國際衛生組織"健康與人權"獎獲得者。1927年生，山東曹縣人。她最早揭開河南"愛滋病村"之謎並勇敢地說出真話，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被譽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2003年底，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曾點名會見高耀潔，向她瞭解愛滋病的傳播途徑、病人現狀和治療意見。

今年年初，我就立下了遺囑。將來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舉行儀式，不留骨灰，按原計畫，我的骨灰將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黃河，讓它流入大海，永遠銷聲匿跡吧。　　 -----高耀潔

她給我說要寫一本自傳的時候，還是在去年夏天，沒想到，一年多以後，她真的就出版了。她就是這樣一位老人，不管有多難，說到的一定做到。雖然在她給我這樣講時，我還擔心她高齡的身體，她的健康，是否能夠支撐她完成如此繁重的案頭工作。

可是，就在那個簡陋的，位於河南省鄭州市黃河路上的寓所裡，這位獨居的八十高齡的老人，在保姆的協助下，孤獨而執著地，整理了自己的一生。

她說，這些年來，找上門要給她寫傳記的人，已不是一個兩個，而她，原本沒有要寫傳記的打算。她曾覺得，自己的一生將來怎樣評價，都讓別人說去。可是，某些關於她的流言，讓她不得不再次戰鬥，為了尊嚴，為了真實而負責任的，個人的和那個地方的真實的歷史。

她就是高耀潔，81歲，雖然我和老人相識交往多年，可是，對於她，所知還是那麼多，又那麼少。在這位瘦弱的，曾纏了小腳的舊式的老人身上，藏著了多麼大的力量呢？她依靠什麼在面對一個強大的勢力，為尋找並求證巨大的真相，一直戰鬥著？

我記得又一次去探望老人，是在今年春節之後的一個中午。老人說，你來了，我就要去吃燴面（鄭州特有的一種麵食）。於是，和她的保姆，攙了她，走過春寒料峭的街頭，去那家她熟悉的麵館。飯後，又回到她的家中，她打開計算機，一段段地讀她已經寫出多半的回憶錄給我聽。

老人用她那濃重的開封口音，軟軟地讀著自己的故事，彷彿，在我的眼前呈現了她出生的那個魯西南叫高新莊的村莊，還有她的求學歲月，她倔強的性格，特立獨行的工作風格，無論身處何種環境，總是不會說軟話。

那個下午，我不忍看她的眼睛，那裡，飽含了淚水，飽含了她一生所受到的不被人理解，甚至不被親人理解，受到打擊，屈辱，被陷害和牢獄之苦，在她不過一米五幾的身軀內，全都包括了。

這位歷史的體察者，經歷80餘載風雨，自覺而自醒，抗爭而鬥爭，不屈服而堅守尊嚴，堅韌而守護真相。

"文革"創傷影響至今

少年時代的精神創傷給我兒子留下很深的烙印，從此，他膽小怕事，怕當官的。現在，有人為了控制我，還利用我兒子這個弱點。

1978年春節，我是守護在病人身邊度過的，為了能學到知識，我不但要做好本職工作，還要去做護理工作、清潔工作。

"文革"中失去的學習機會太多了，我很珍惜恢復工作後得到的工作和學習機會，有時不太會去想以前的冤屈，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要說1978年以後30年的經歷，我必須說一下1978年前幾年的事兒。這些事情，我以前從未公開說過。

我被關過牛棚，被抄過家，被批鬥過，"文革"中很多事兒，很多情景，我都經歷了。這些，我都可以忍受，可是，他們在我兒子身上下的毒手，讓我一輩子不能忘記。兒子的經歷也影響了他後來的人生觀，影響了我們母子後來的關係。

1968年11月6日，據說在鄭州市中醫院的電工房和男廁所發現了"反動漫畫"和"反動標語"，我至今沒看到漫畫是什麼樣的，標語上寫了啥，可這在當時的鄭州，成了一件"重大反革命案件"。公安機關把矛頭對準了我的兒子郭鋤非。

郭鋤非那年才13歲，並沒有在中醫院住，而是跟著我丈夫住在鄭州八中附近，作案時間和地點根本對不上。可在半個月後，郭鋤非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員在課堂上抓走了，遭到了毒打，被威逼利誘，對著他們拿來的反動漫畫的照片描了一幅，算是被抓到了證據。1969年1月13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了3年刑。他當時才13歲，不夠承擔刑責的年齡，可判決書把他的年齡改成了15歲。

抓我兒子目標對準的是我，他的判決書的開頭寫著："現查清，郭的母親高耀潔，地主出身，有嚴重歷史問題及現行活動......"我兒子就這樣成了全國最年輕的"政治犯"。

我一次次地背著破背包到北京去替兒子申冤，晚上就睡在天安門的門洞裡，我當年就是個出了名的"上訪戶"。現在看到那些含冤上訪的人們，我比別人更能理解他們，同情他們，沒有天大的冤屈，誰會走艱難屈辱的上訪路啊！

1974年，郭鋤非得到正式平反，平反結論上寫著："經覆核調查研究，原判反動標語，不是郭鋤非所為。故決定撤銷原判，改判郭鋤非無罪，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少年時代的精神創傷給我兒子留下很深的烙印，從此，他膽小怕事，怕當官的。現在，有人為了控制我，還利用我兒子這個弱點，讓他來求我，不要對他的工作產生影響。

抓了我兒子之後，1972年6月27日，我也被抓起來了，罪名是"非法墮胎"，判處"勞動教養三年"。我實際上被關了13個月，在河南省新鄭縣和長葛縣交界處的陘山勞教場。

幸虧我丈夫在外面替我申冤，1973年7月19日，我活著走出了陘山勞教場。這年10月27日，我收到了鄭州市革委會公安局給我的平反決定，恢復我的名譽，回原單位工作。

可是，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並沒有因對我的平反而結束。到了1979年12 月5日，我才看到了鄭州市中醫院給河南省中醫院的函，這時，我已經調到了河南省中醫院。這個函終於給我徹底平反了："我院於1979年3月對受到四人幫迫害的同志進行了平反。高耀潔同志雖已在院大會上平了反，但由於她調走，今特函，對高耀潔同志進行平反，恢復名譽，對受株連的子女親屬恢復名譽。"

離開手術臺走上講臺

有了公款消費，有了"三陪"，性病傳播就有了生長的土壤。我發現了這個問題後，從1994年開始，就到處去演講，去做宣傳。

我終於又有了工作的機會，又從鄭州市中醫院調到了河南省中醫院，我感覺又有了活力。20世紀 80年代，我所在的科室已經是遠近聞名，成了沒有掛牌的"惡性滋養細胞腫瘤治療中心"。慢慢出了名，我們河南省中醫院第一附屬醫院也出了名，病人多了，醫生少了，人手緊，我有一次9天9夜沒離開病房，後來，我暈倒了。

1983 年，我和科室獲得了河南省二級成果獎，我也獲得了晉職、晉級和各級領導的重視。那幾年，我們醫院的病人非常多，我們得到了一些榮譽。1984年，我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中西醫結合大會，被授予了一枚獎章。我是"九三學社"社員，這年又在北京參加了第四屆社員代表大會，鄧小平、胡耀邦都參加了會，接見了我們。

1988年，我被評為鄭州市勞動模範，又當上了河南省第七屆人大代表。我退休的時間因為醫院人手緊，也一推再推，1990年，我都63歲了，還在工作。

1990年7月15日，我又到醫院上班，晚上，退休人員聚了一次餐，宣告我正式退休了。飯後，我又到病房看了下，默默無聲地走了，說實話，我捨不得這些病人，但我這一走再沒回去過。

我退休之後，本意想寫一些東西，總結一下40年的臨床經驗，可是，不斷有人找上門來，希望我能到小診所去掛牌，去坐診，給很高的價錢。我都一一拒絕了。在鄭州西郊，竟然有人挂出牌子"高耀潔教授在本所坐診"，我帶著記者去抓，可能事先暴露，扑了空。

1992年春節後，河南省當時的一位女副省長找到我。她說1995年要在北京召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要我寫一篇論文，在參加大會時用。於是，我開始在河南全省範圍內，對幾千名女性的健康進行調查。

通過這次調查，我發現：城鄉接合部婦女發病率高；性亂使女性發病率高。我們檢查了7個監獄，其中女子監獄的性犯罪在押的女人，性病發病率為92.7%.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做了深入瞭解。

我發現改革開放幾年後，出現了一個特殊群體，她們像城市健康軀體上的腫瘤，俗稱"三陪女"，活躍在歌舞廳、夜總會、美容院等地方，從事色情服務。

這時，我聽說豫東一帶流傳著一首打油詩："吃喝嫖賭膽包天，貪污受賄心不懸。只因手中有巨款，某君今日又升遷。"有了公款消費，有了"三陪"，性病傳播就有了生長的土壤。

我發現了這個問題後，從1994年開始，我就到處去演講，去做宣傳。1995年的半年裡，我就講了十幾個大學，僅是三八節那天，我就在三個大學裡演講，宣傳預防性病知識，那時還不懂愛滋病，所以，也就把愛滋病和性病放在一起講了。

我退休後，沒有去私人診所，卻爭到了講臺。我認為我們女性更應該提高衛生保健知識，勞累了我一個人，讓大多數人受益，這很值得。

游醫曾威脅殺我全家

對這種人，當時我就想，我要一直幹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測或者我的家人為此出了意外。

1998年1月24日，河南省文史館舉辦迎新茶話會，我是文史館館員。時任省長的馬忠臣要來參加，我得知消息後，連夜寫了一封信和調查報告，痛陳當時的游醫黑幕，呼籲省長關注此事。第二天，我當面把信交給了馬忠臣。

我在信中說：根據我親身調查，發現我省各地市仍有大量游醫，利用他們手中騙來的錢，收買了某些醫院的領導，承包租賃醫院的科室，搖身一變為"性病專家"等。

我與游醫的接觸不是一次了，除了那次帶著記者堵亂用我名號的診所落了空之外。1997年的秋天，一個年輕人差一點因為亂治病而染上性病送了命。我是一個致力於婦科病防治的婦產科醫生，我很疑惑，我們的社會難道有這麼多性病患者？又有那麼多治療性病的專家？我當時就認為，這已經是全國性的一場災難了。

從退休後，我與游醫、假藥的交鋒就開始了，從1990年起，我走上了一條漫漫十年的"性病游醫打假"路。

我在那年秋天就開始暗訪了50多家所謂的性病門診，我扮成病人家屬，走街串巷，光打車費就花了3000多元錢。所見所聞令我不寒而慄。

我給省長的報告引起了重視，第二天，馬忠臣就作出了批示。1998年3月30日，省政府召開全省整頓醫療市場的電視電話會議，打擊假藥假醫假郎中的活動在全省展開。

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一些不知其身份的人打電話到我家："再多管閑事，要你的老命，不僅殺你，還要殺你全家。"個別的媒體負責人也說："老太太亂告狀，讓我們損失了數百萬元廣告費。"

我的小女兒也受到了牽連，她原在一家醫院工作。為此，工作也丟了。我明白了，游醫後面有保護傘，但我不會向這些醜惡勢力屈服。

1999年春天，我再次上書河南省長，痛陳游醫的危害，要求取締性病游醫，治理非法醫療廣告。這年8月13日，河南省政府再次召集省公安廳、省衛生廳、省工商局等有關部門，研究集中整治游醫、非法醫療廣告的問題。

我經常聽到全國各地患者打來的電話，聽著他們在電話中帶著哭腔的控訴："高老師，我讓性病游醫害苦了。"這一切，讓我意識到性病游醫肆虐的範圍不是河南一個省，於是，我又投書中央、省領導和各大媒體揭露性病游醫及其支持者。

那些醫藥騙子真多啊！他們像蒼蠅一樣嗡嗡亂飛。他們又千方百計不擇手段搞來與我的合影，妄想藉此說明他賣的藥是真的，以便欺騙病人。對這種人，當時我就想，我要一直幹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測或者我的家人為此出了意外，我只希望淨化醫療環境，讓老百姓受的痛苦再少一些。

一次會診發現愛滋病

我原來僅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後，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後，我把視野放大了，我慢慢發現，原來這一切都源於"血漿經濟"。

我是1996年4月7日第一次接觸到愛滋病人的。巴某，40多歲的女人。她去一個醫院看病，這天，醫院讓我參加她的病情會診，從病人的病情看，很像"卡波西氏肉瘤"。那時，醫院圖書室裡的愛滋病資料奇缺，我又回到學院圖書館，查到了愛滋病的文章，從巴某的病徵來看，很近似"卡波西氏肉瘤"。我趕緊通知醫院抽血化驗HIV抗體。

化驗結果出來，巴某 HIV抗體呈強陽性，醫院沸騰了，因為之前誰都沒有接觸過愛滋病人。醫院趕緊通知巴某的丈夫和孩子、親屬，一家十幾口人到省防疫站檢測HIV抗體，結果都是陰性。我們很懷疑，為什麼她的丈夫是陰性，而她卻是陽性呢？直到半年以後，我們才有了新的認識，原來，巴某是經血液傳播感染的愛滋病。

1996年4月11日，某官員得知此事後，以訓斥的口吻說："你們大驚小怪什麼，哪有那麼多愛滋病......"我很吃驚衛生廳官員為什麼持這麼樣的態度，難道他們有什麼隱情？有什麼秘密？

十幾天後，巴某死了，她才42歲。她的丈夫說："我為了她的健康，要求醫生在給她做了手術後給她輸血，我很後悔，不該給她輸血的。"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的輸血感染愛滋病的病人，她從輸血感染至死亡，歷時近三年，其家屬任何人均未被感染。她又是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沒有任何特殊嗜好，周圍的人也都是健康的。我們在預防愛滋病的宣傳中，總是強調靜脈吸毒、性亂傳播、嫖娼、賣淫等，而對醫源性"血禍"的危險性卻在那時很少提及。此事迫使我不得不思考和調查，周圍還有沒有類似巴某的病例，愛滋病的主要傳播方式又是什麼？

這時，我也聽到還有人因賣血和輸血感染了愛滋病。病人因病輸血庫的血感染了愛滋病，這說明當時血庫的血已經被愛滋病病毒感染了，有多少病人因疾病或手術輸過血庫的血呢？誰能知道有多少受害者呢？我也不知道，可能，直到今天，也沒有人知道準確的數字。

巴某死後沒幾天，一個學生又告訴了我一件事。她丈夫的一家親戚得了愛滋病。這家人無任何醫學常識，更是缺乏愛滋病的知識，去找那些只為賺錢發財的"性病游醫"治病，結果全家4口人落得滅門絕戶，只是在剩下最後一口人時，才被確診為愛滋病。

這是多麼可憐的一件事情！

1996年11月，這戶人家剩下的最後一口人阿芳也死去了。這家人是打魚為生的，我現在還是無法忘記這一家4口人，這家人的愛滋病傳播包括了血傳播、性傳播和母嬰傳播三個類型。

我原來僅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後，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後，我推測，因為血液感染愛滋病的人絕非只是她們，於是，我把視野放大了，我慢慢發現，原來這一切都源於"血漿經濟"。

揭開"血漿經濟"的真相

血液傳播在目前還是中國愛滋病傳播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們不能否認，更不能漠視。

接觸到巴某和阿芳一家後，我發現我對愛滋病知識很缺乏。我本人是一個醫生還這樣，廣大群眾又該如何呢？我想，應該向他們宣傳愛滋病知識，我已經退休好幾年了，以前與性病游醫鬥，現在又有了新事做，宣傳愛滋病預防知識。

1996年9月，我開始自編自費印刷第一批小報，向鄭州市民免費發放。我當時的經濟狀況並不是很好，只有500元錢，河南文史館拿出了800元，宋慶齡基金會送來了400元。這1700元錢共印出了12000份資料。

1996年12月1日，是國際愛滋病日，那一天，河南省文史館出車，還有一些館員協助，我們走遍了鄭州5個長途汽車站，連續三天向群眾發放了8000多份防艾宣傳資料。

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自編自印宣傳資料了。在打擊"性病游醫"時，我就開始這樣做了。我在散發的資料上都印著"注意保存傳閱"，可有人還是扔在地上不看，我就再把它們拾起來，再發下去。

到了1997年，我得知很多患者都是在農村裡，因某些人為了"保密"而很難與他們取得聯繫，這更激起了我宣傳"預防愛滋病"的信心和勇氣。我成天就是編啊，寫啊，寫啊，編啊，印啊，講啊。我每年編兩期，每期都用八開的紙，後來又改成折疊型，4頁八面，用新聞紙印刷。看起來像一本小書，有利於保存。

這些年我總共印了多少宣傳資料呢？至少有100萬份了，最多的一期我印了18萬份。

那時，很多事都是我一個人做，老伴那時還活著，他不讓我幹，可又怕我累著，總幫著我干。那些年，多虧了有他幫忙，可後來，他去世了，他沒能和我一起活到現在，這是我最難過的事情。

我把這些資料發到防疫站、計畫生育站，更多時候是我帶著幾個人，大多是大學生志願者，到鄉下去，到農村裡，去發放，就這樣，慢慢地，有一些愛滋病人站了出來，願意出來說話了，也就是這樣，慢慢地，更多的人站了出來，他們說出了"血禍"和"血漿經濟"的真相。

也就是從這時開始，通過自印小報，有些地方還經常邀請我去演講，作報告，我到處講，到處說，一些農村的愛滋病人開始主動找到了我，給我寫信。我後來就知道了賣血感染愛滋病，再後來，輸血感染愛滋病的人也多了起來，可以看出，血液傳播在目前還是中國愛滋病傳播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們不能否認，更不能漠視。

我後來的事情，媒體報導的就很多了。

今年年初，我立下了遺囑。將來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舉行儀式，不留骨灰，按原計畫，我的骨灰將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黃河，讓它流入大海，永遠銷聲匿跡吧。

来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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