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中的三次起伏

在八九民運之前，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已出不穩定的因素。在政治方面，黨內對開放步伐的爭論越趨激烈，黨外則有知識份子呼籲釋放政治犯，要求政治改革。在經濟方面，自八八年起出現嚴重通貨膨脹，民間出現搶購物資的情況。在社會方面，改革開放已來貪污倒賣成風，民眾對政府存有相當的不滿情緒。除上述因素以外，自八六年起中國出現了一連串學潮要求民主，而在一些大學內更成立了不少議論政治的小組織，這些小組織的參與者後來紛紛成為八九民運的領袖。在各種不穩定因素驅使之下，胡耀邦逝世這突然事件迅即?發不可收拾的大規模民主運動。

八九民運是一場群眾運動，而群眾的情緒起伏往往是運動發展的重要因素。故筆者將以群眾參與八九民運的程度、起伏及其相關的標誌性事件作分期。大體而言，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是運動之起點，學生罷課、「四二六社論」以及「四二七大遊行」為運動的第一次起伏。學生絕食、社會各界大規模聲援、戒嚴後廣場秩序混亂，為運動的第二次起伏。香港大專生介入民運，廣場秩序重新整固以及後來軍隊鎮壓則為運動的第三次起伏。

第一次起伏　-　由悼胡活動至學潮爆發
胡耀邦逝世是八九民運的導火線。然而在胡耀邦逝世的起初兩天，北京學生主要還是一般的悼念活動，悼念活動亦僅限於校園之內。四月十七日晚，北京學生首次離開校園赴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其後部分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至四月二十日零晨，軍警武力驅散該批學生，軍警與學生首次發生衝突(下稱「四二零衝突」)。

自此以後，學生行動不斷升級。四月廿二日，約萬多名大學生乘胡耀邦追悼會再赴天安門廣場靜坐。四月二十四日，學生又宣布罷課。與此同時，自發性學生組織開始湧現。四月二十日北京大學首先成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會」，此後數天，在北京各大專院校亦相繼成立類似組織。此後各組織代表開始籌備成立市獨立「學聯」，期間香港「學聯」曾提出建議，承諾支援其日後發展。四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正式成立。

然而政府並未因學生的行動而退讓。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斥學生成立「非法組織」，「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並明確表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蓄意造謠進行誣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四二六社論」乃八九民運中第一次高潮的導火線，其嚴厲之論調不但沒有使學生退卻，反而促使學生的不滿情緒爆發。四月二十七日，來自三十八間院校的三萬名大學生不理會「四二六社論」的警告，在北京進行長達十多小時的環市遊行，期間衝破多道封鎖線，成功突破政府的遊行禁令，此次事件可視為八九民運中的第一次高潮的標誌事件。

「四二七大遊行」後，運動焦點則集中在政府與「北高聯」的對話之上。起初，政府拒絕承認「北高聯」，並私下與官方學生進行對話。學生對此甚為不滿，並籌組「對話團」準備與政府領導人談判。儘管如此，政府態度明顯比先前溫和，學生的意見和要求均可透過信訪部門傳達，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亦公開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動亂」、「願意與學生對話」。至五月初，運動大致上已趨向沉寂，期間只有「五四大遊行」和五月十日的「單車大遊行」規模較大。至五月四日，「北高聯」宣布停止罷課，除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其他各院校大抵上已全面復課。

第二次起伏　-　絕食、戒嚴及廣場的混亂
儘管五月初學潮趨向低潮，然而政府卻一直未與「北高聯」進行直接對話，而對於「北高聯」的合法性、撤銷「四二六社論」等問題，政府亦一直未有直接回應，學生仍擔心害怕政府會「秋後算帳」。再加上五月十五日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訪華臨近，不少學生希望籍此向政府進一步施加壓力。在以上種種因素所驅使下，北京學生宣布於五月十三日起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提出對話、肯定學運民主愛國等要求。

絕食掀起了八九民運中的第二個高潮，開始了學生長期半個多月的佔領天安門廣場行動。學生的絕食引起民眾的普遍同情，不論普羅工人、知識份子、新聞界，以至政府人員及民主黨派人士，紛紛起來聲援學生，當中以五月十七日全民大遊行聲勢最為浩大，上街人數超過百萬人，是為整場運動的最高潮，同時標誌著八九民運由學生運動演化為全民運動。

而政府的態度初時亦較為忍讓，陳希同、閻明復、李鵬及趙紫陽等領導人先後與學生代表會面，基本上實現了學生對話的要求，然而在諸如：撤銷「四二六社論」、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等具體問題上，兩者分歧依然極大。另一方面，中共內部亦開始呈現分裂趨勢，先有《人民日報》等官方喉舌偏向同情學運，後有趙紫陽因不能接受對學運採取強硬態度而提出請辭。在這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中共於五月十九日決定在北京實施戒嚴，希望籍此平定局勢。

在戒嚴令下達後，雖然促使學生停止絕食，然而北京民眾卻意想不到地自發圍堵進城士兵，政府迫於無奈只好讓士兵暫緩進城。與此同時，大量外地學生不斷進京，使到原有之學運組織難於應付，廣場秩序越趨混亂，再加上民運組織分歧嚴重，決定朝令夕改15，在戒嚴一星期後，民運再次陷入低潮，不少學生開始離開天安門廣場，廣場人數不斷減少。

第三次起伏　－　天安門廣場的整固與鎮壓
在民運日趨混亂，不少學生失望而回之際，香港大專生及時全面介入北京民運。首先，香港「學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及當代中國學會於五月二十六日在天安門廣場聯合成立「物資站」，統一管理廣場物資。其二、香港「學聯」透過「學聯」旅遊運來大批帳蓬，於五月二十九日起重新整理天安門秩序。第三，香港大專生協助籌組廣場活動，並且調解各民運組織的紛爭。在香港大專生的參與下，天安門廣場秩序明顯改善，在這些基礎條件的配合下，六月初廣場的活動漸趨活躍。

六月二日起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周舵四位著名社會人士進行絕食，吸引近二十萬名民眾前來廣場18。翌日，由香港和北京學生聯合舉辦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成立。由此可見，在六四鎮壓前夕，廣場活動明顯趨於活躍，抗爭趨向持久化。與此同時，軍隊在五月下旬開始滲透進城，六月二日晚，部分進城軍隊被民眾發現攔截包圍，二十多萬民眾湧上街口要道，促使運動的第三次高潮形成。六月三日軍隊與民眾衝擊加劇，至晚上十時許，軍隊開始鳴槍強行開道，導致多人死傷。六月四日零晨五時，僅餘的數千名民眾正式撤出天安門廣場。至此，整場運動終被平息。

總括而言，八九民運大致上可以「四二七大遊行」、「五一七大遊行」及六月三日軍民衝突等標誌性事件劃分為三次起伏。而香港大專生在此三次起伏中分別扮演著不同角色，下文將繼續探討他們在參與八九民運的過程中所起之作用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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