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中的三次起伏

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已出不稳定的因素。在政治方面，党内对开放步伐的争论越趋激烈，党外则有知识分子呼吁释放政治犯，要求政治改革。在经济方面，自八八年起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民间出现抢购物资的情况。在社会方面，改革开放已来贪污倒卖成风，民众对政府存有相当的不满情绪。除上述因素以外，自八六年起中国出现了一连串学潮要求民主，而在一些大学内更成立了不少议论政治的小组织，这些小组织的参与者后来纷纷成为八九民运的领袖。在各种不稳定因素驱使之下，胡耀邦逝世这突然事件迅即?发不可收拾的大规模民主运动。

八九民运是一场群众运动，而群众的情绪起伏往往是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故笔者将以群众参与八九民运的程度、起伏及其相关的标志性事件作分期。大体而言，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是运动之起点，学生罢课、“四二六社论”以及“四二七大游行”为运动的第一次起伏。学生绝食、社会各界大规模声援、戒严后广场秩序混乱，为运动的第二次起伏。香港大专生介入民运，广场秩序重新整固以及后来军队镇压则为运动的第三次起伏。

第一次起伏　-　由悼胡活动至学潮爆发
胡耀邦逝世是八九民运的导火线。然而在胡耀邦逝世的起初两天，北京学生主要还是一般的悼念活动，悼念活动亦仅限于校园之内。四月十七日晚，北京学生首次离开校园赴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其后部份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至四月二十日零晨，军警武力驱散该批学生，军警与学生首次发生冲突(下称“四二零冲突”)。

自此以后，学生行动不断升级。四月廿二日，约万多名大学生乘胡耀邦追悼会再赴天安门广场静坐。四月二十四日，学生又宣布罢课。与此同时，自发性学生组织开始涌现。四月二十日北京大学首先成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会”，此后数天，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亦相继成立类似组织。此后各组织代表开始筹备成立市独立“学联”，期间香港“学联”曾提出建议，承诺支援其日后发展。四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正式成立。

然而政府并未因学生的行动而退让。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斥学生成立“非法组织”，“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并明确表示“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四二六社论”乃八九民运中第一次高潮的导火线，其严厉之论调不但没有使学生退却，反而促使学生的不满情绪爆发。四月二十七日，来自三十八间院校的三万名大学生不理会“四二六社论”的警告，在北京进行长达十多小时的环市游行，期间冲破多道封锁线，成功突破政府的游行禁令，此次事件可视为八九民运中的第一次高潮的标志事件。

“四二七大游行”后，运动焦点则集中在政府与“北高联”的对话之上。起初，政府拒绝承认“北高联”，并私下与官方学生进行对话。学生对此甚为不满，并筹组“对话团”准备与政府领导人谈判。尽管如此，政府态度明显比先前温和，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均可透过信访部门传达，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亦公开表示“中国不会出现大动乱”、“愿意与学生对话”。至五月初，运动大致上已趋向沉寂，期间只有“五四大游行”和五月十日的“单车大游行”规模较大。至五月四日，“北高联”宣布停止罢课，除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其他各院校大抵上已全面复课。

第二次起伏　-　绝食、戒严及广场的混乱
尽管五月初学潮趋向低潮，然而政府却一直未与“北高联”进行直接对话，而对于“北高联”的合法性、撤销“四二六社论”等问题，政府亦一直未有直接回应，学生仍担心害怕政府会“秋后算帐”。再加上五月十五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访华临近，不少学生希望籍此向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在以上种种因素所驱使下，北京学生宣布于五月十三日起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提出对话、肯定学运民主爱国等要求。

绝食掀起了八九民运中的第二个高潮，开始了学生长期半个多月的占领天安门广场行动。学生的绝食引起民众的普遍同情，不论普罗工人、知识份子、新闻界，以至政府人员及民主党派人士，纷纷起来声援学生，当中以五月十七日全民大游行声势最为浩大，上街人数超过百万人，是为整场运动的最高潮，同时标志着八九民运由学生运动演化为全民运动。

而政府的态度初时亦较为忍让，陈希同、阎明复、李鹏及赵紫阳等领导人先后与学生代表会面，基本上实现了学生对话的要求，然而在诸如：撤销“四二六社论”、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等具体问题上，两者分歧依然极大。另一方面，中共内部亦开始呈现分裂趋势，先有《人民日报》等官方喉舌偏向同情学运，后有赵紫阳因不能接受对学运采取强硬态度而提出请辞。在这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共于五月十九日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希望籍此平定局势。

在戒严令下达后，虽然促使学生停止绝食，然而北京民众却意想不到地自发围堵进城士兵，政府迫于无奈只好让士兵暂缓进城。与此同时，大量外地学生不断进京，使到原有之学运组织难于应付，广场秩序越趋混乱，再加上民运组织分歧严重，决定朝令夕改15，在戒严一星期后，民运再次陷入低潮，不少学生开始离开天安门广场，广场人数不断减少。

第三次起伏　－　天安门广场的整固与镇压
在民运日趋混乱，不少学生失望而回之际，香港大专生及时全面介入北京民运。首先，香港“学联”、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及当代中国学会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天安门广场联合成立“物资站”，统一管理广场物资。其二、香港“学联”透过“学联”旅游运来大批帐蓬，于五月二十九日起重新整理天安门秩序。第三，香港大专生协助筹组广场活动，并且调解各民运组织的纷争。在香港大专生的参与下，天安门广场秩序明显改善，在这些基础条件的配合下，六月初广场的活动渐趋活跃。

六月二日起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周舵四位著名社会人士进行绝食，吸引近二十万名民众前来广场18。翌日，由香港和北京学生联合举办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成立。由此可见，在六四镇压前夕，广场活动明显趋于活跃，抗争趋向持久化。与此同时，军队在五月下旬开始渗透进城，六月二日晚，部份进城军队被民众发现拦截包围，二十多万民众涌上街口要道，促使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形成。六月三日军队与民众冲击加剧，至晚上十时许，军队开始鸣枪强行开道，导致多人死伤。六月四日零晨五时，仅余的数千名民众正式撤出天安门广场。至此，整场运动终被平息。

总括而言，八九民运大致上可以“四二七大游行”、“五一七大游行”及六月三日军民冲突等标志性事件划分为三次起伏。而香港大专生在此三次起伏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下文将继续探讨他们在参与八九民运的过程中所起之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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