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精品文章回顾》（3）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图)

苏东坡行舟过三峡。（绘图：志清/看中国）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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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宋代最大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字狱。宋神宗元丰二年7月至12月间，当时名震天下的大文豪苏轼因其诗文涉嫌谤讪朝政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由于苏轼的诗歌确实讥讽过变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这个案件先被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中的苏轼完全是一个受害者，强加给他的罪名是无中生有的。虽然他用诗文的形式发了一些牢骚，表达了对变法过程中急于求成的不满，但是这也构不成犯罪。苏轼在强权威逼之下承认了罪名，这本身就说明是一场冤案。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中的转折点，让苏轼认识到了官场斗争的黑暗，也使其诗词风格更加豪迈，豪迈中又有了一丝婉约的味道。

李定、舒亶、王珪等奸党小人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宋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同时，当时的正直人士也全都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即使连身患重病的曹太皇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翰林学士、尚书右丞王安礼（王安石之弟）对宋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若杀苏轼，“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苏轼的弟弟苏辙，希望用自己的官职为苏轼赎罪，以求免兄一死。可笑的是，连敌对阵营的章敦，也积极出面营救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苏轼曾经任职过的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向朝廷表达自己的意见，只好借助于神灵，为苏轼作“解厄道场累月”，以求苏轼能早日解脱苦难。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尽力照顾他的生活。如果没有当朝太皇太后及众多大臣的上下求情和全力救护，如果不是宋朝没有杀害士大夫的先例，“乌台诗案”很可能演变成后来发生的类似岳飞被错杀的千古冤案，苏轼当时就会命丧黄泉了。

赋诗咏桧 祸起萧墙

1079年4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今浙江吴兴）。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暴风雨倾泻到了他头上：他在湖州任职仅仅3个月，就突然被朝廷派人逮捕了。

原来，因不满王安石新法，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几句牢骚，就被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作为攻击、陷害的口实，对其进行弹劾。当时的副相王琏还采用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卑劣手法，死死抓住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两句描写两株桧树挺拔不曲的雄姿，抒发自己不为权贵折服的豪迈感情的诗句，作为指控苏轼对神宗“不臣”的依据。

王珪对宋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连神宗也认为：“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旁边的章敦插言：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神宗说：是啊，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有“苟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么？说得王珪哑口无言。章敦出来后，扭过头问王珪：“王相是要灭苏轼满门么？”王珪狡辩：“是舒亶说的。”章敦也没客气，啐了一口：“呸！舒亶的唾液也可以食么？”（见宋･王巩：《闻见近录》）

但宋神宗经受不住这一班的无耻之徒的摇唇鼓舌，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于是命令御史台派人将苏轼拘捕入京审问。这样，作为一代文豪的苏轼，竟莫名其妙地锒铛入狱。昨日还是堂堂的太守，顷刻之间却成了阶下囚徒。如此，一场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昼夜逼供 屈打成招

公元1079年7月27日，从江苏徐州调到浙江湖州才刚过3个月没几天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的一封信。苏轼兄弟情深，收到家书的苏轼心情舒畅地一边跟湖州通判祖无颇聊天，一边把弟弟的信拆开。

瞬间，苏轼面容凝固，口不能言！苏辙在信里告诉他，驸马王诜通报了一个坏消息：有人告发他诽谤朝廷，讥讽皇帝，朝廷已经派出钦差大臣皇甫遵前往湖州要将他押解回京。

原来，元丰二年（1079）4月20日，苏轼从江苏徐州抵达湖州上任后。按照惯例向皇帝写了一道谢恩表。在这篇名为《湖州谢上表》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句。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立马接连上章，根据《湖州谢上表》中的这两句话，弹劾苏轼诽谤朝政。皇帝宋神宗此时正值焦头烂额、心火上升之际，于是批准了御史台逮捕苏轼的请求。

面对突变，苏轼惊慌失措，把公务委讬给祖无颇之后，办了请假手续，在家等待钦差的到来。宋朝孔平仲在《孔氏谈苑》里说，皇甫遵到润州（今江苏镇江）时，其儿子忽然生病耽误了半天。结果是驸马王诜的信使比皇甫遵先到了一天。

第二天，当身穿官袍官靴，手持圣旨的皇甫遵，带着两名御史台的兵士，气势汹汹来到湖州府时，祖无颇对苏轼说：“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还是要出去应对吧！”苏轼说：“我现在已经是罪人了，恐怕不能再穿朝服了吧？”

祖无颇头脑还算冷静，他对苏轼说：“你还没有被定罪，不算罪人，当然应当穿朝服出迎。”

苏轼的情绪这才稍稍稳定，穿上官服，出去见皇甫遵。皇甫遵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苏轼说：“我知道自己多次激怒朝廷，今日贵使前来，肯定是赐死，死倒不怕，只求能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冷冷地看了苏轼几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倒还没有那么严重！”

他拿出诏命，众人打开一看，不过是将苏轼革职带进京的普通公文。苏轼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皇甫遵催促立即上路，两名兵士上前将苏轼套上枷锁，拖上了官船。湖州到汴京要走二十多天，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氏谈苑》）

8月18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提审官第一句话就问苏轼五代以内有无誓书铁券。苏轼一听，立马浑身凉透了。誓书铁券是皇帝特赐给功臣及其子孙的免死诏书，御史这样问的意思是分明就是苏轼必死无疑了。惊恐的苏轼，经不住御史的轮番折磨，屈打成招。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第一，苏轼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当今圣上皇恩浩荡，宽宏大量，不追究他的罪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想到他依然怙恶不悛，其罪恶昭然天下，该杀！

第二，古人说，对于恶人，先行教导，如果不听从，然后可以诛杀之。陛下等待苏轼悔过自新已经很久了，可是他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面对朝廷、圣上，依然口出狂言，傲慢无礼，为中外人士所知，该杀！

第三，苏轼讥讽、诽谤、抨击圣上朝廷的诗文言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却颇能蛊惑人心，混淆视听。为官之人，不遵循陛下的法令，内心冥顽不化，不服从皇帝的教化，按照先王的法令就该杀头！

第四，苏轼精通史传，应该懂得侍奉皇上要遵守君臣之礼，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他却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私愤，公然诋毁圣上的名誉。苏轼怨恨陛下不重用他，所以对陛下所施行的一切政策都彻底地诋毁，真可谓明知故犯，该杀！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作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讬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

公报私仇 曲解文意

乌台诗案的导火索是苏轼给宋神宗皇帝所写的《湖州谢上表》，他在文中究竟写了什么才被奸官小人抓住了把柄？我们不妨在此阅读一下原文：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诚然，对于同一段文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这里是说湖州风俗纯朴，是东南地区平安悠闲的城市，山水清秀，是朝廷礼遇贤能的好地方。

“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这里作者描述自己个性古怪顽固，人微名小，才学浅陋，议论不当，别人各有所长，自己毫无所长。一般情况下可以解读为作者自谦的表现。

最受奸党非议的一段文字是：“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其实本身并无恶意，意思是说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虑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百姓勉强及格。这里看不出任何冒犯龙颜，讥讽皇帝的信息。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都知道上面这段文字中“其”是指苏轼本人，“新进”是指苏轼自己新上任，“生事”是指自己不懂事。然而，在御史台的那些乌鸦嘴里，解读出来却完全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其”是指皇帝，“新进”指那些有才华的新官员（比如苏轼自己），“生事”就是搞事情。联想整句话的意思，苏轼这是对皇帝发泄自己的不满啊！

当时把持朝政、审理此案的人都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进之士，比如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这些人都是乘着变法之风飘上朝廷高位的，根底很浅、声望非常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危及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于旧党人物时刻保持着超高度的警惕，只要有适合的时机，便不遗余力地下死手打压，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苏轼在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声望最高。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与学界的领袖人物。“木秀于林，众必摧之。”在人中声望越高，越容易被人嫉妒，一代文豪也跳不出这个怪圈。对此，苏轼的胞弟苏辙曾有一句名言：“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脏水不是本来就脏，而是有人朝清水里丢下污垢之后水才开始变得浑浊了。苏轼是不是本身有错，看看那些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品？结果自会一目了然。

舒亶小人 忘恩负义

此人在揭发苏轼的同时也揭发了自己的恩人，他的那位恩人正是举荐他做官之人。揭发的理由则是他这位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辅导一下自己女婿的课业。这本是一件小事情，舒亶却上书皇帝，说自己与恩人都是官员，自己又在舆论领域，他辅导恩人的女婿实在是大不妥。皇帝看了他的揭发信，就降了他恩人的职。这似乎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而正是此人与何正臣等人一起写文章给宋神宗说苏轼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讽之意。这封感谢信宋神宗早已看过，觉得言语没问题。但舒亶却苦口婆心地分析说，这《湖州谢上表》中有“讥切实事之言”，而且苏东坡意图谋反，“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就是证据。“愤”的是苏东坡，“惋”的是皇帝，忠义之士没有不愤惋的。虽然他是胡诌的，却能让注重名声的宋神宗心头一颤，从而让宋神宗对苏轼起疑心。

不服母丧 大逆不道

李定是一个丧母之后不回家服丧而被人唾骂的高官。古人非常重视孝道，父母逝世必须服丧3年，而这位李定大人并没有被皇帝夺丧，却不回家守孝，在当时是大不孝。而就是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对苏轼的攻击最凶。

他说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如此诋毁不是嫉妒，又是什么？人的嫉妒深了就会失控，会去抨击自己最嫉妒对方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往往是对方最拿得出手的，因此这种嫉妒往往会闹笑话。

宜之落石 遗臭万年

这是一个芝麻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一个园林写过一句劝人不必努力的词，居然也给皇帝上书，说这样会影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进取心，长此以往必定会影响大宋的人才资源。

为何这样一个小人物也跳出来踩一脚？或许这也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的缘由吧。鸡是地上的，凤凰是天上的，鸡踩了凤凰一脚，便会声名大噪。同样，历史不会写没有功绩的小人物，李宜之参与这“乌台诗案”的原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碰瓷抬咖”。事实证明李宜之成功了，历史记住他了。

心胸狭窄 出卖好友

沈括也曾因嫉妒而伤害过苏东坡。他批评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朝廷的倾向，然而他们曾经却是好朋友，他拿来抨击苏东坡的诗，正是苏东坡与他分离的时候送他的诗。或许是皇帝曾在沈括面前赞赏过苏轼，因此沈括心生嫉妒。沈括为何对昔日好友刀剑相向，或许没人知道，但我们不可否认苏东坡才华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沈括的科学成就。

因为这些人，苏轼终究没逃过牢狱之灾。苏东坡到底忍受了多少，我想，最能体现他境遇的便是那位与他只有一墙之隔的官员的诗：“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

君子蒙难 八方救援

苏轼在乌台蒙难的消息传出去，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许多人勇敢地站出来救援他。从苏轼被捕的时候起，救援的奏章、信函就如雪片般向朝廷飞来。上至国家的宰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在为苏东坡鸣不平。

宰相吴充一次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宋･吕希哲：《吕氏杂录》）这话说出来甚冒风险，但对神宗的触动肯定不小。

尚书右丞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路遇谏官张璪。张璪知道王安礼在神宗心目中的分量，急切之下，竟不顾礼仪，焦急地冲着安礼嚷嚷：“公怎么不救他？怎么将他下死牢？”他，当然指的是苏轼。安礼觐见神宗，进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苏轼自恃才高，一旦示法，恐后世以为不能容人。愿陛下宽大为怀。”神宗说：“朕不想深罪他，召他对狱，考核是非，不久将放出。”随即又说：“在外面，不要泄露刚才的话。苏轼积怨太多，恐言官们因苏轼的事害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专门负责调查、审问苏东坡的御史李定，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居然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哄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周围竟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令他震惊的是，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当苏轼蒙难时，杭州的父老百姓曾公开做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苏轼知道后，不禁老泪纵横。应该说，苏轼未被杀头，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

苏辙写的《为兄轼下狱上书》最为感人，一开头就以呼天抢地的语气写道：“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进而动之以手足之情：“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又明之其罪有可恕：“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如果能原谅苏轼这一回，我们再也不敢了：“轼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还表示愿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抵罪：“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这样一篇哀婉动人的上书，朝廷竟置之不理。

神宗的祖母——宋仁宗的皇后也非常欣赏苏轼。当时这位太皇太后正病重，神宗为了促使祖母的病情好转，打算搞一次天下大赦，就把这个意思跟仁宗皇后说了。这里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老太太问：“据闻苏轼已下台狱？”神宗答：“是，自八月迄今，已有两月。”老太太说：“忆及汝祖父仁宗皇帝初得苏轼、苏辙之日，回宫喜容满面，曰：吾今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惜吾不及用也。”神宗听罢惶恐道：“娘娘勿忧，尚未定谳。”太皇太后长叹一声，轻声言道：“官家大赦可免，但放了苏轼足矣。”（宋･陈鹄：《耆旧续闻》）老太太一边说，还一边掉眼泪。这边神宗也跟着落泪。当时不光是仁宗皇后老祖母，整个皇宫里的皇亲国戚们都很喜欢苏轼的诗文——特别是皇后、妃子、公主们。几日后，太皇太后终于一病不起。苏轼在狱中闻知心中大恸，作挽词两章以示哀悼。

苏轼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王安石并未落井下石。他罢相后早已退隐山林，回到江宁（今南京）隐居，所以没能及时知道苏东坡坐事入狱的消息，等到这场轰动朝廷的“乌台诗案”传到江宁时，苏东坡的罪名已定，只争一个迟早，晚一步，苏东坡的人头就可能落地。据野史记载，王安石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交给神宗皇帝，据说信中就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历来对王安石十分敬重，因为王安石是他的老师，虽然他早已退隐，但在看了王安石的信之后，犹豫再三的宋神宗不再犹豫，马上下旨将苏东坡放了。11月29日，圣谕下发，诏书中说：“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从诏书的用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是王安石的一句话最为奏效。

苏轼因祸得福 成就千古绝唱

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因此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之罪，不该重处。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了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否则宋神宗在史书上的定位可能与他的后辈宋高宗齐名了。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前后持续了5个月的“乌台诗案”终于有了结果，苏轼被释放，但还是给他定了个罪名，叫“讥讽政事”，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并且不准擅离该地区，无权签署公文，相当于流放了。除主犯苏轼外，其余如苏辙、司马光等29人，也受到株连。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出狱的时候，那个善良的狱卒梁成把他的绝命诗还给了苏轼。

“乌台诗案”从1079年7月28日苏轼被御史台逮捕入狱，到同年12月29日结案，历时5个月。作为此案的主要受害者苏轼绝处逢生，只作个降职处分。但“乌台诗案”的影响所及，远远不止苏轼一人。据统计，受此案株连的多达七十余人，甚至连死者也不能幸免。驸马都尉王诜，因与苏轼交往甚密，结果受到贬官处分。苏辙因上书营救其兄，结果被谪监筠州酒税。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等数十人，也被处以罚金。

然而，很多时候福祸相依。正因为乌台诗案，苏轼才被贬官至黄州（做了团练副使，相当于武装部副部长），但处于政治低潮期的苏东坡，文学创作却走上了高峰，进入到“井喷期”，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名冠天下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记承天寺夜游》等，都做于此时。人生如梦，没有乌台诗案，就没有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成就的那些千古绝唱。

结语

苏轼兄弟二人，满腹文采，年纪轻轻就青云之上，科举金榜题名，赢得当代皇上的召见和赏识。皇上在朝堂之上，当着全体文武百官的面夸赞苏轼兄弟二人的文章文采，以及苏轼对于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皇上回朝之后，龙颜大悦的对皇后说“我为后世儿孙寻得两位辅国的好相国”，他这一说，正巧被身边的太监听到，立马传至百官的耳朵里，想想会是什么样的后果，那些奸臣嫉妒贤能之人坐不住了，觉得皇上对苏轼兄弟二人的器重是对他们莫大的威胁。

当时年轻有为就声名朝野的苏轼，加上皇上对他的这一句至高无上的赞誉，就因这一句使得苏东坡的一生坎坷不平，大起大落，几经磨难，成就了诗人大文豪及政治家苏轼，苦难和辉煌的一生。一生多次被贬，而且被污陷进大狱，一生命运起起伏伏，遭到朝庭官员的嫉妒和排挤。乌台诗案，是对苏轼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

苏轼一生清廉为官，体察老百姓的疾苦，勤政为民，兴修水利，筑造远近闻名的西湖“苏堤”，无论被贬置何方，都深得各地老百姓的深切拥护和敬重，而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如他的诗词文章一样，行云流水，不拘一格，潇洒自如，风流千古，刚正不阿，不为名利权势所驱使，也因为这样的性格以及皇上的那句史无前例的赞誉，却使那些排挤他的奸臣死党视他为眼中盯，无论他身在京城朝堂之上或是被贬至凤翔、黄洲、广东、海南等诸多荒凉之地，甚至成为自给自足的“东坡居士”种田种地，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苏轼的谋害，总是想尽办法让他远离朝堂，不能施展他忠君报国的一腔抱负，甚至置他于死地。侥幸的是苏轼非凡的文采和才能仍然得到几代皇上的赏识，视他为国家栋粱之才。

苏轼不但是一代诗人文豪，也是老百姓敬重的好官，那些谋害他的小人总是找不到谋害他的理由，苏轼一生酷爱写诗，所以那些想害他的人从各处搜集他的诗作，大做文章，对他的文章歪曲理解，比如在民间体察民情，由于王安石变法所带来的弊端，“老翁三月未食盐”的诗句，他在一诗中也曾把穹曲的树根比作“地龙”等等诗作都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故作曲解，鼓惑皇上说他是蔑视朝庭，别有用心，诗中的“地龙”指的就是皇上，等等更多的诗词加以歪曲诋毁，这也许就是“乌台诗案”的由来，由他的文章来给他定罪，进行人身攻击，鸡蛋里面挑骨头。对他的人格，他的文章大肆渲染、曲解、诽谤，苏轼因而被关押在乌台的牢房，受到凌辱和酷刑，完全是嫉妒小人的迫害。

然而，大时势造就大英雄，大劫难成就大文豪。乌云终究不会摭住太阳的光辉，阴谋终将会烟消云散。所以说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冤案错案。有诗为证：

无奈宦海频生波，

暗箭屡伤苏东坡。

才华盖世惹人妒，

连遭贬谪跋涉多。

天降大任苦心志，

身负使命逆境磨。

饱览山川心旷达，

风波浪里任蹉跎。

畅游四海经书伴，

寄情山水诗酒和。

明月清风赤壁赋，

怀古伤今大江歌。

文采华章光两宋，

儒雅风流灿星河。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十朋･《王状元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

2、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

3、南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2-45；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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