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由历史学者出的一词。(网络图片)
提起“大饥荒”,人们一般会想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两种说法不是一回事。“大饥荒”一词则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由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这三年当中有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至1961年,中国范围(包括城市)都严重缺粮,中国人民都严重地饿肚子。
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
按照有些学者推算的中国饿死三千多万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16万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之下。
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完全是中共当政者为了推脱罪责而编造的谎言,因为在这三年当中在全中国根本就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跟其他年份的情况相当。
人民公社“大食堂”让村官握有生死权
1958年,毛泽东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并强行在中国农村推广。公社不再给农民发放口粮,也不许农民在家烧火做饭,许多地方把农民家的锅都砸了。大食堂在开头几天还能吃上几顿干饭,后来只能吃稀饭,而且越来越稀。
到1959年的秋后,由于生产队的粮食全部被政府收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应的少量“返销粮”。由于政府总以为生产队留有一部分口粮,所以供应的“返销粮”很少,而且越来越少。而且是粗粮(我们家乡供应的主要是红薯干和原本用来喂猪的豆饼),经过大、小队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到的实际不到1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说: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指食堂管理员)。
到1960年,凡是干部家基本上都没有人饿死,凡是普通社员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如果有社员有意无意得罪了小队长,小队长就命令停他家的饭,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到后来,许多食堂就干脆停伙了,农民只好挖野菜、吃树叶充饥。
1958年,毛泽东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网络图片)
村官父亲做“贼”救了一村人 增寿二十年
父亲退休时,正值我事业如日中天,很少在父母面前尽孝。一日,会议间隙,我抽空来到父母家。当时父亲大病刚愈,在大门外纳凉。我拉了一个小凳坐在父亲身边。父亲气色不错,红光满面,我非常高兴。
刚坐下,一江湖看相的路过,高声说:“呵,这老先生气色不错。不过,您刚害过一场大病吧?不要紧,不要紧,老天爷给您增的寿还没过完呢,阎王爷不敢收您。”说完朗朗大笑。我心生厌恶,一边掏钱一边说:“你不就是巧要钱吗?给,给。”那意思是让他拿了钱快走。
父亲笑着说:“别慌,别慌。”示意给看相的搬座。为了让父亲高兴,我只好照办。那看相的坐下后,就和父亲聊了起来,聊得还很投机。大致意思是:父亲一生救人无数,积了大德,原来的天定年龄是六十四岁,因为救人多,老天爷,又给增寿二十年,能活到八十四岁高寿,福荫子孙后代等等。
看相的终于说完走了,临走时说:“命里有时终归有,命里无时别强求,官场烟云转眼过,守心积德祈福寿。”说着,瞅了我一眼,那意思好像这几句话是对我说的。
我不屑一顾,嘴里嘟哝着:“瞎啰嗦,江湖痞子,不务正业。”父亲说:“方外人说方外话,都是大实话。我知道你不想听,你也听不懂,不过你得记住这几句话。”我没吱声,听了一会儿,父亲示意要回屋,我把父亲搀了进去。
回屋后,父亲忽然严肃了起来:“你的工作我不过问,但你记住一条,别随便整人。你们整人那一套,我比你清楚。你姊妹几个,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纪检委,纪检委,说白了,就是整人的那一套。刚才那个看相的说得不错,我确实是救了一个村的人的命,那一年,你才八岁……”。
下边是父亲的回忆。
1958年,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全家受株连被赶到了农村,全家住在一个一面靠别人家山墙,其余三面没有墙的临时拴牛的草棚子里,村里人看我们可怜,帮我们垒了三面的墙。
不久,县里来函,说父亲出身贫苦,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厂里继续上班。实际上,父亲是厂里的技术权威。父亲被赶走后,厂里的技术问题解决不了,部分机器停止运转,严重影响了生产。接到信函后,父亲非常生气,坚决不回去,并说:“村里人待我们不错,在哪儿都是干××主义”,父亲硬顶着没回厂。
不久,父亲当了大队干部。在大搞粮棉油、浮夸风盛行的年代里,各村都是大食堂。1958年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的锅都砸了扔进了炼钢炉,所以家家户户没有一粒粮食。村里的库房里,粮食所剩无几,口粮大部分都交上去了,县里又要来检查。父亲急得嘴上起了火泡,连夜把村干部找到一块,商量如何才能保住仅剩的一点口粮。
人命关天,人心就齐。大家在父亲的带领下,在岗梁最隐蔽的地方挖地窖,把粮食藏了起来。另一拨人由队长带领,抢收地里仅剩的十几亩没收回的红薯。这一切都是夜里抢着干的,不敢点灯,全凭月光和星光。人们都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点火抽烟。抢收红薯,妇女们都上地了,在前面用镰刀割秧,后边是牛犁,男劳力挑着担子往地窖里挑红薯,整个是流水线作业。
天放亮时,十几亩红薯收完了,库房里的粮食也藏了完了,父亲松了一口气,却晕倒在地头。村民们把父亲抬回了家,我们全家都吓哭了。
太阳出来两杆子高,父亲又去应酬县里来的检查团。昨晚上抢收的红薯地已经种上麦子。在现场会上,检查团表扬父亲:第一个保质保量完成了冬播任务。批评父亲最保守,今年是交粮最少的一个队。父亲表态说:“争取明年当个交粮状元!”
说到这里,父亲自我解嘲的说:“我这一生啊,就偷了这一次,当了这一次贼,而且还是个大贼,带领全村人偷。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中午我叫伙房给他们蒸了一大锅红薯,担到库房里,让他们吃了一顿饱饭。别看他们是从县里来的,他们也吃不饱,一天配八两粮食,他咋能吃饱?临走时,我又给他们每人口袋里装两个,让他们给孩子带回去!”
一会儿,父亲又接着说:“我当了一回贼,救了一村人。一百多户呢,老天爷给我增寿二十年。天公,天公,老天爷是最公平的。现在想想饿死人那几年,真是让人心寒呐,有的村子都死绝了十几户。咱哪个村,连一个浮肿的都没有,而且凡是咱村媳妇的娘家妈、娘家爹,有带孙子的,有不带孙子的,只要来咱村,都不能让他们饿着。我给伙房交待,做饭时,水放宽一些,大家均着吃,决不能让来咱村的人饿死。”
大饥荒中,被饿毙街头的中国农民。(网络图片)
父亲继续回忆着:“到60年开春,咱村的粮食也剩不多了,粮食就是全村人的命,日夜派人站岗,我和另外两个村干部轮流值班查岗。藏粮食的地方是最高机密,日夜派人守护。有一天,我值最后一班。天亮时,我回村里,路过村边一块豌豆地,那是离村最近的一块地。走到地边,看见一个人趴在地上。我到了跟前,是个老太太,我喊了两声,她没吱声。我蹲下身推推她,发现她已经死了,嘴里还噙了一嘴豌豆秧。”
说到这里,父亲哽咽了,说不下去。我也被父亲讲的故事所震撼。停了一会儿,父亲接着说:“我回村,找几个人把那个老太太给埋了。埋的时候,我没到跟前,惨哪。那天我值班,我要是早点发现,给她个热红薯吃,她就不会死。哪怕是给她端碗热水喝喝,她就不会死。”
父亲陷在了深深的自责中,也或许,这种自责已经深深的折磨了他几十年。我找不到安慰他的语言,机械的把茶杯递过去,父亲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几十年过去了,不敢回忆呀。乾红薯秧,本来是喂牛的,泡泡掺到红薯干里,人也吃了。喂牛的料,人也当饭吃了。总算熬到了割麦,村里没有断过伙,没有饿死一个人,连个浮肿的都没有。新粮下来了,总算过了鬼门关。这时,县里又来函,催我回去,我不得不回去。县里把咱们的房子退给咱们,我就把你们都接了回来。走的时候,全村人,村干部,大队干部,送啊、哭啊,拽着不叫走。”
父亲欣慰地笑着,朗声说:“我一生就不想当官,当右派没当成,反而当了二年的村官,救了一个村老百姓的命,老天爷给我增寿二十年。我今年八十岁了,还有四年的阳寿。有些事啊,你还别不信,我记得你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算命的说过,我是六十四岁的寿,六十四岁我没死,我还想是算命的没算准,今儿个,看相的说我救人多,是老天爷给我增的寿。既然是老天爷给我增的寿,咱就好好活着,还得积德行善,对得起老天爷。八十四岁我死了,说明看相的看得准,你们就别再相信无神论了,还要教育孩子们守德性,把我这一生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如果我活不到八十四岁,或八十五岁以后,信不信神你们自己看,反正神也不会因为人不信就不存在了,凡事多行善,对自己、对后代都有好处。”
父亲活了八十四岁零一百一十二天。
很早,我就想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以慰父亲在天之灵。一是父亲生前夙愿,二是告诉所有人:作恶多端必自毙,善恶有报是天理!
责任编辑:一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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