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谈到自己蜕化变质时说，第一次收人家钱是过年时别人以给小孩压岁钱的名义丢了千儿八百元。他第一次收受数额较大的贿赂是，一个老板利用过年拜年之机送了一箱牛羊肉，里面用报纸包着一万元钱。客人走后他才发现，开始也觉得不应该收，没有及时退还给人家。时间一长，也就心安理得了。一些官员、老板在中国新年利用给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老乡拜年、联络感情之机，在亲情、友情的掩护之下，行行贿受贿之实。
哪些人送礼？官员、老板、普通群众。官员之间还有大官与小官、京官与地方官、上级与下级、同级，关系复杂。如果是相互送礼，有来有往，礼尚往来，人之常情，倒也无可厚非。
谁给谁送？主要是把礼送给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如果是上级给下级“送礼”，那就成了慰问，成了看望，成了领导访贫问苦，成了领导关怀。有以个人交往之名送的，也有以集体表达感谢关心支持之名送的——君不见到逢年过节，外地进京的车辆会大大增多吗？有个人掏钱送礼的，也有集体报销的。过去是上级给下级发赏钱，现在是下级给领导送红包。送礼队伍中，有主动送的，有被动送的，还有随大流的；收礼者中，有主动接受的，有半推半就接受的、有无奈之下接受的。有的先拒绝，后半推半就，再到来者不拒，再到主动暗示。送礼的主要功能在于联络感情，在于表达感激之心，在于表达尊敬之心，也在于表达某种意图。求官、求财，官运亨通、财源滚滚。
送礼和收礼者目的不同，心态各异，色彩斑斓，构成了一幅幅现代版的浮世绘，演绎了一出出当代的“官场现形记”。中国的某些官员似乎一下子成了文明礼仪之邦的代表。送礼与收礼成风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生态、一种文化，一种独特的官场生态，一种独特的官场文化。
人既是讲感情的，更是讲理性的，讲利益得失的。大多数人在送礼之前都要经过精确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天下没有掉馅饼的。过去人们常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而现在则常有“在台时宾客盈门、车水马龙，下台后人走茶凉、门可罗雀”。凭什么人家要给你送礼？无非是要想达到某种目的。人也是有尊严的。送礼除了物质的贡献之外，还要付出尊严的代价——面子也是有价值的。为什么社会地位较高的干部和老板还愿意放下架子，付出情感、自尊和物质的代价，加入“礼尚往来”的送礼者大军呢？用经济学的话说，人们寄希望于用较少的投入达到较高的回报。不过，送礼者不会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以感情加物质的方式，希望得到的是期货。
收礼者拿什么给送礼者以回报？无非是手中的权力。收礼者用手中的权力为送礼者谋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不仅可以用来为送礼者谋取不正当的更大利益，而且还有权合法地伤害你。所以，在送礼大军中有些人是为了保住现有的利益，或者避免受到伤害。
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员拜年交往难道就不能做到君子之交吗？君子之交，贵在思想相近，志趣相投，地位相似，“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场送礼者与收礼者大多并不处于同一个职级。处于较高职级的领导干部往往掌握着较多的资源，他们掌握着下级升降去留的大权，掌握着项目审批的大权。权力越大资源越多，交换的吸引力就越大。人们趋之若鹜地向他们拜年送礼就不难理解了。
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吗？好像没有这样壮观。他们不同层级的官员掌握的资源也不一样啊。是他们没有过年送礼这一习俗？日本人、韩国人都有过年送礼的习惯。美国人、英国人也有过圣诞节送礼的传统。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成我们这样的景象？一是与他们的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有限有关，二是与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能随意私用有关。
在计划经济时代，“走后门”一词十分流行。有一位小学老师让学生用“只要……就”造一个句子，一名小学生不假思索地说“只要有了人就能开后门。”那时物质匮乏，是一个票证的年代，什么都得凭票供应。买肉要凭肉票、买粮要凭粮票、买糖要凭票、买布要凭票……谁能多弄一点糖、一点布、一点肉，那就是本事。于是，食品店、粮店、商店的营业员往往成为托关系、走后门的对象，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上世纪80年代电视剧《新星》里面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对一位个小学女教师说：“好好干，以后提拔你当营业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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