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历史：《导报》事件────江泽民发迹的敲门砖发迹的敲门砖

占据了中南海舞台中心十五年之久的江泽民，在刚刚结束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辞去了军委主席一职，到明年人大再辞去国家军委主席，就等于交出了全部权力，终于要卸装下台了，也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争鸣》杂志老总来电，嘱咐我回顾一下江泽民与《导报》的关系，尤其是江整肃钦本立引发“《导报》事件”，想必这也是江泽民盖棺论定的一个重要环节。

风口浪尖上的《导报》和钦本立
由钦本立和李鸿礼、胡塞、朱嘉树、邵琼、任嘉尧、郑永欣、陆平、姜湘君等一批老报人，于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创刊的《世界经济导报》，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为宗旨，钦本立“打擦边球”的办报思想和编辑记者的共同努力，使得这张报纸称为当时中国最大胆敢言的报纸，并在八十年代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的中国经济开放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在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的角色。与当时的其他报刊不同，《导报》将自己明确定位为非官方的民办报纸，并以此争取最大的言论空间，到了后期更开始积极推进新闻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上海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把《导报》和钦本立都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九八六年，《导报》通过“读者论坛”和“读者议政”等栏目，逐步增加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各种观点和建议，直指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敏感焦点。同时，也为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推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作了舆论准备。然而，中国的改革形势到一九八七年初发生逆转，北京的老人以学潮为藉口，废黜了胡耀邦、朱厚泽等一批开明领导人；并开始对《导报》进行整顿，同时内定要撤换总编辑钦本立。

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条件下，钦本立在战术上作了调整，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归列在学术版上，在标题上作淡化处理，并加强苏联东欧改革的报道；利用各种渠道，采访国外的高级官员，用洋人之口来表达《导报》的观点，并且继续突破外交部对外事新闻采访活动设置的禁律。有一次，《导报》在同一期上同时刊载了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导报》总编钦本立的谈话、本报记者采访瑞士首相卡而松、东德首脑昂纳克的报道。

钦本立这种有进无退的“开顶风船”的态度，令保守派极为不满，胡乔木指斥《导报》完全在搞政治阴谋；邓力群则表示：什么经济《导报》，完全是一张政治《导报》！他们终于在是年二月二十三日，《导报》第三二八期头版发表的记者阮江宁综述《克里姆林宫频频吹出改革旋风》一文上找到了茬，批评《导报》“任意对苏联领导人及苏联的改革公开评头论足”，“尤其在国内展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时候，‘综述’突出报道了戈尔巴乔夫扩大民主，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仁慈态度等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消极影响的内容，在国内外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赵紫阳支持《导报》
在反改革政治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下，被视为《导报》后台老板、当时任中共代总书记的赵紫阳也不得不作出让步，批评《导报》继续违反外事纪律，必须追究处理。尽管他把对手称之为“政治阴谋”的《导报》，局限在“违反外事纪律”的一般性问题上，当时上海比较开明的市委书记、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芮杏文，也表示《导报》可以边整顿，边出报；但已经由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宣传部，还是派了以副部长龚心瀚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开始整顿。当时钦本立作了检查，表示：“我是主编，责任完全在我”。但他同时又在纪念上海《文汇报》创办五十周年时撰文指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赵紫阳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扭转局面的讲话前后，他先是在《导报》发表的一篇《深化企业改革的理论探讨》文章上作了百余字的批示，赞扬《导报》刊登这篇文章，并要求在全国范围进行讨论、研究。以后赵紫阳的批示和这篇文章，就成为国务院的一个文件，发到了全国各地的有关部门。紧接着，赵紫阳办公室秘书、中共元老李富春的孙子李勇，在六月二十七日又亲自走访《导报》北京办事处。此后，整顿《导报》的工作组就再见不到人影了。

一九八八年底，中宣部、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当时大多数主张改革的理论工作者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导报》发表了唯一参加会议的改革派理论家苏绍智的长篇发言。然而中宣部不久提出了一个处理意见：“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共产党个人如有意见，可以在党内提出，但是不允许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反的言论。报刊不经请示也不得擅自刊登。……《导报》发表苏绍智上述发言属于严重错误，应严肃对待。请上海市委负责认真查核处理。”与此同时，薄一波拿刊有苏文的《导报》复印件，当着赵紫阳的面在邓小平那里告状，邓小平面有“难色”，要严肃处理。

江泽民对《导报》态度出尔反尔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一边在通过上海离退休老干部之口，向中央政治局和中顾委常委们发出通报，批评赵紫阳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只有一个基本点，而不是两个基本点；一边却安抚正在遭受批评压力的钦本立──在八九年元旦，上海市委召集各新闻单位总编举行的迎春座谈会上，江泽民拍着钦本立的肩膀讲：此事我们上海“能降温就绝不升温，我们要做减温器”，“要冷处理”，要钦本立怎样写一个能够过关的“情况说明”，然后由市委对中宣部讲，“此事已严肃处理了。”但是，几个月后江泽民对钦本立和《导报》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病逝后，按照钦本立的指示，我请戈扬前辈帮助合作，《导报》与《新观察》联手举办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并将座谈会内容整理成长篇报道，不顾上海市委的干扰、阻挠，在四三九期用整整五大版发了这篇报道。

上海市委对此事的描述是这样的：市委从香港报纸阅知《导报》将要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二十一日下午，曾庆红、陈至立找钦本立，要求审阅四三九期《导报》清样。曾、陈等看了清样以后提出：文章有些段落比较敏感，拿到报上发表不合适，建议稍作删节后，照样印发；同时要考虑这样一些敏感甚至引起更复杂议论的内容发表出去以后，它所起到的社会效果，应作删节。但钦本立表示：“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钦本立还是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节。

在此情况下，曾直接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邀汪道涵一同赶到办公室。江泽民上纲上线提高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高度，声嘶力竭地斥责钦本立，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丧失共产党的党性原则。钦本立感到对他的批评近乎于人身攻击，就连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夏征农这些上海的老领导都表示用这种方法和态度对待钦本立是不公平的。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钦表示回去作适当修改。但就在他答应修改四三九期的时候，该期报纸已经在印刷厂上机开印，并已有部分报纸，通过报贩和内部机要通讯的发行渠道流传出去了。与钦本立有几十年交情的汪道涵，在翌日收到未经修改的四三九期原版《导报》后，先由其妻打电话到钦府，宣布与《导报》脱离关系，后又亲自打电话给钦，痛斥钦不守信用，并表示要与钦割袍绝交。……这一期《导报》逾期未出，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四月二十六日，江泽民在有一万四千党员干部参加的一个大型集会上宣布：鉴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严重违反纪律，决定停止他的领导职务，并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钦本立听到这个决定后表示，“我不服气！我要申述！”“这完全是一起新的冤假错案。”而此时，赵紫阳正在北韩访问。江向主持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打电话，要求中央表态，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作。于是新华社发电讯、《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都转播了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决定。

赵紫阳责江给学潮火上加油
赵紫阳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泽民和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把事情搞糟了，是对学潮火上加油；并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上海的事情，由上海市委自己去处理。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也明确表示，“《导报》事件不会朝上海市委决定的方向发展的。”

五月三日夜，上海市委举行扩大会议，坚持认为处理钦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第三天下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整顿《导报》领导小组组长刘吉到钦本立家中，传达江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诬指钦本立曾讲过要发动群众逼邓小平检讨，因此钦坚持要发四三九期原版是有思想基础的。刘要钦对此写出检查，并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给你的时间不多了。”钦立即表示否定。

钦本立致中央领导的信
后来，钦起草了一封“致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龚心瀚，二十二日晚还有汪道涵同志，先后约我谈话，当我汇报了‘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后，曾庆红同志提出，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吗？在这种情况下，我谈了以下几个观点：一，增强小平同志威信，祝他健康，这是有关当前大局第一位的事情。……《导报》八年来的版面，充分体现了我的这一观点。……肯定耀邦同志，恰恰是肯定邓小平同志，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二，处理耀邦同志并非小平同志个人的事情，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看法，……如果处理不当，由小平同志来纠正，将大大提高小平同志的威望。……三，曾庆红、陈至立同志多次提出，在两万字的座谈会内容中，只有四、五百个字有问题。而我则说，把这些意见反映出来，有利于党中央正确决策，这是报纸应尽的责任，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最后提出，“刘吉同志传达市委负责同志的意见，与我讲话的原意完全不符。我不允许歪曲我讲话的全部内容，捏造罪名，强加于我。”

新闻知识界声援钦本立
五月三日后，《上海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和知识界人士相继到《导报》声援；五月四日首都两百余名记者走上街头，加入爱国学生的游行队伍，从而使八九民运的主体结构中增加了知识分子的成郑晃逶戮湃眨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短网址: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