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燕赵都市报报道，针对目前时有发生的虐待、遗弃老人，不尊重老人的隐私权、婚姻权、财产权等现象，南京市老龄委蔡主任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的条款，让不孝敬老人的逆子受到严惩。
检察日报的文章说，“孝”原由公共舆论的道德压力维持，如今公德乏力了，法律当然应该挺身而出，让社会正义不留死角。可法律一出招是否就让“罪”来压阵，这很值得商榷：针对“忤逆”设个“不孝罪”，“孝”的道德责任被法理层次的罪罚度量后，“不孝”很可能成为逆子们的一种权利。
因为，要设立“不孝罪”，肯定会对“不孝”作出严格限定。并非对老母亲吼两句就是不孝，并非让老爸饿一顿就是不孝，既然上升到法律的规格，“不孝”的界定就会非常的严谨，到什么程度才能定“不孝罪”，忤逆到了什么程度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不孝”，这些都不是随意的。
如此，法无禁止即允许，那些没有达到“不孝罪”规定程度的“不孝行为”就是合法的了，虽然不合道德。但通过“不孝罪”的设立，社会对“不孝”的思考已经进入到法理层面，道德责任已然空洞化－－这时候，提到孝不孝顺，人们比照的都将是法律，没有达到“不孝罪”程度的“不孝行为”就在这样的思考中成为一种合法行为，“不孝”也就成为权利了。从这个角度看，细致的“罪”定刑罚是排斥道德责任的。
文章指出，“罪名”不是可以随便设的，对于公德不能调整的东西，我们应尽可能采取除“设立罪名”之外的法律手段进行干预，否则只能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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