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难以阻挡的“北伐”洪流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也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纪念日，对于香港人来 说，七月一日这一天有着双重的感受。作为中国人，脱离百年殖民统治，重新回归祖国 的怀抱，值得庆祝；但同时，在回归后的七年当中，中共当局对“一国两制”不断食言 ，拒绝香港广大市民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不仅企图以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来限制 香港市民原有的自由，而且更不顾香港市民的呼声，使用强权政治手段，阻挡在2007年 和2008年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民主选举。这自然激怒了香港民主政党和广大香港市民。 从去年七月一日五十万香港市民大游行，到今年七月一日继续声势浩大的游行计划，看 得出香港市民对民主制度的渴求程度，也看得出香港市民已经完全失去对中央政府“一 国两制”政策的信心。

为什么中共当局自我否定“一国两制”？为什么非要强行就二十三条立法（虽然已经失 败）？为什么拒绝香港人民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按照中共曾经的说法，香港不能成 为“反共基地”，可以进一步说，中共是害怕“政治北伐”。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遭受“南伐”，“南伐”一直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远的不说， 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就是蒙古人和满族人“南伐”的结果，但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改 变中国政治格局的都一直是北伐。邓小平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也是进行“北伐”。首先 是建立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 铺开路子，然后扩展到全国各地。

中国的北伐有其历史背景和地理背景，西方文明的传播首先是在中国的东南方沿海地区 ，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建立首先是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况且历史上遗留了 香港、澳门两个殖民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中共一直闭关锁国，拒绝开放，阻挡 “蓝色文明”进入中国大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需要两个引进，一个是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制度，一个是海外资金。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都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港、澳、台大量资本的涌入，促使中国大陆经济飞速发展， 改变经济制度的“北伐”也就这样开始了。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政治制度也必须实行改革。中共当局清楚，经济的发展如果 没有政治制度改革，难以完善和巩固。所以当年中共内部也有政治改革的呼吁，甚至中 共领袖胡耀邦、赵紫阳都提出过政治改革的愿望，但都流产了。尤其是江泽民成为中共 领袖以来，完全摒弃了政治制度改革，“发展就是硬道理”成了座右铭，以为只要经济 发展了就可以成为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任何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江泽民拒绝政治改革 ，因为这样做会危害中共专制统治，尤其是危害他们集团自身的经济利益。

中共当局实行“市场经济北伐”，但却一直阻挡“政治制度北伐”。尤其是香港、澳门 回归，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也带动了大陆人民对政治制度变革的要求。从 南方的媒体与北方相比较，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媒体的自由程度比北方高出许 多。从最早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到《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报》，都由于自由程度高，先后搅动中国政坛。从《深圳青年报》《我 赞同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到《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刊登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要求政治 改革的文章，再到《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 SARS和揭露大学生孙志刚被活活打死案件， 南方媒体在扮演催动中国政治变革的角色。这说明，经济制度的变革呼唤着政治制度的 变革，而南方媒体在悄悄的进行“北伐”。

中共对政治制度变革非常敏感和警惕，对媒体进行铁碗控制。《深圳青年报》早就被扼 杀，《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被封杀，对《南方周末》的整顿“掺沙子”，借口贪污和 行贿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前总编辑和总经理程益中、李民英、喻华峰等三人拘捕 和判刑，都表明中共当局对南方媒体自由程度的恐惧。

如果中共当局允许香港加快民主进程，香港的民主政党有可能在香港政坛成为主导力量 ，这样，中共当局就无法控制香港政治制度对大陆的影响，首先是对毗邻的深圳和广东 省的影响，骨牌效应是中共当局最惧怕的。香港的电视新闻被广东省宣传部门严密监视 ，并通过技术手段，不让深圳和广东人民知道真相。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消息不仅在 中国大陆媒体没有任何报道，香港的电视信号也会被卡断。不过，难以控制的是互联网 ，越是控制，大陆人民越是想知道真相，越是期望新闻自由和政治变革，政治“北伐” 的洪流是阻挡不住的。

200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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