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清朝所揪出的贪官污吏只占到实际人数的6%，仍有94%的贪官逍遥法外，高枕无忧。极低的“破案”率，让大小官员对贪污依然趋之若鹜。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始，都是吏治比较清明的。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无论是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还是马背得天下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清朝初年，清政府大刀阔斧地铲除明末的社会疾病。但当王朝进入中后期，歌舞升平的外在繁荣，往往让执政者沉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之中，不思进取。
乾隆年间，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即使在严律之下，奢靡腐败之风也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正气反而日益孤立。大贪才走巨贪又来
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1757年，发生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两人在操办进贡金炉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同年又发生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巡抚任上贪污库款案。案发后，恒文被赐令自尽，蒋洲被诛，郭一裕充军。随后又有连续3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的“盐引案”，贪污达1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案发后3人均被诛。但是此后贪污大案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178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前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案发，牵连官吏60多人，王亶望等22人被诛，涉案的陕甘总督勒尔谨自尽。并且此案还案中套案，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的赃物据为己有，事发后陈辉祖被赐令自尽。1782年又发生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国库案，国泰于案发后自尽。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因索贿被诛。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因索贿、侵吞公款案发自尽。
虽然诛戮了一批巨贪大蠹，并且不少是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但官场贪污腐败之风仍然愈演愈炽，这些大案要案不过是贪污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上述案发被诛督抚，均属事情败露不可掩盖，其余得到风声弥缝无迹当数不胜数。和珅在乾隆庇护下为官20多年，搜刮的私财价值达1亿两，相当于当时政府2年的财政收入，就连其两个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
上行下效，皇帝如此奢侈腐化，又是如此无原则的纵容，难怪反贪越反越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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