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从“六四”到萨斯

如果不是萨斯肆虐，很多人已经乐得忘记中国曾经发生过‘六四’：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坦克、机枪和几个军的兵力，镇压了北京学生和市民要求中国政府实行政治改革的抗议运动，至少有上百平民在这场镇压中死亡。从那以后，中国似乎天下太平；虽然经历了‘六四’后一两年的经济衰退，但是很快就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浪潮，使中国直到今天都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十四年来，离‘六四’越远，那种‘稳定与发展’的声音就越强大，也听来越有道理，以至当年逃出机枪扫射下的天安门广场而亡命美国的学生抗议领袖，也已经站到了赞成政府‘果断行动’的行列之中，摇身一变成为藉助中美贸易而身家百万的小老板了。对于官方舆论来说，这更是中国的千年盛世了。全世界都在歌颂中国的伟大成功，巴结着要来中国寻找生意的机会：中国就是金山，中国就是典范。自从唐朝以后，一千多年了，中国似乎还没有这样兴盛过。

偏偏萨斯出现，它让很多人想起了‘六四’：同样是上百平民无辜死亡，同样是政府高官假话连篇，同样是中国国际形象和对外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同样是经济和社会面临‘突如其来’的冲击。甚至，同样是春天里的四月、五月，北京同样也有上百万的人潮涌动。只不过，十四年前，人们上街要求政治变革，心情盎然地憧憬民主；十四年后，这些人潮却是来自全中国的民工、学生和来自全世界的外国人，他们惊惶地涌往火车站、飞机场和高速公路，试图尽快逃离北京。一个有希望的春天被枪炮扼杀，另一个春天则病毒肆虐，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政府：一个把民众看作蛆虫草芥、陶醉于自己的假话之中的政府。

政府说假话有它足够的和良好的理由：这是为了保持稳定，而稳定是为了经济发展。这可以叫做‘六四’镇压的逻辑，也可以叫做萨斯危机的逻辑，二者不折不扣是等同的。为了稳定和发展，中国民众必须忍受官员的贪污腐败，而不能上街表达他们的愤怒；为了稳定和发展，中国民众必须承担感染致命传染病的危险，而不能不上街营造中国繁荣的形象－－这前一个逻辑，‘六四’以来，似乎逐渐被认可了，而且是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了：外国资本好象愿意在中国付出一些贿赂或其它因为官员腐败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只要中国政府能够让他们看到在中国赚钱的长远前景；他们甚至可以忍受没有法治保障的经营环境，反正你只要有足够的钱，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反而更可以帮助你在中国通行无阻。倒霉的不过是些下层民众，而压低他们的工资、剥夺他们的福利、禁止他们说话或表达任何愿望，正是外国投资者和中国政治精英的一致利益所在。多数权势人物都很高兴中国终于有了这一天，而少数为此稍有不安的贵族们则试图安慰民众和自己说：等经济发展好了，一切都会好的；自由已经在扩大，民主也会慢慢来的。

很少有人为后一个逻辑担心。为了经济繁荣，必须掩盖一切不利于繁荣的因素；不管这些因素多么真实，总不可能比真金白银更真实吧？在今年头三个月的广东，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就认真地贯彻实行了这一逻辑：那里的居民听说有可怕的所谓‘非典型肺炎’，引起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恐慌，但是，地方领导人和官方媒体说：那都是谣言，不要相信。警察甚至在街头把人们的口罩强行扯下，因为你戴口罩表明你不相信政府，还会吓跑外国人－－广东的对外经济依存率超过百分之六十，吓跑了外国人就是吓跑了财神爷。后来，中国最高决策层决定，由卫生部长出面保证‘中国是安全的’，盛情邀请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工作、学习和旅游。结果是，起源广东的萨斯病毒因此传播全世界，显示中国政府的谎言比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更有威力－－后者在北京杀死得仅仅是中国民众，前者则为全球。

这就是一个刚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称惟有它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和政府所做的事情。十四年前，中国的民众说：既然你代表人民利益，那就给我们言论自由、给我们选举政府的权力吧。政府的答案，是呼啸的子弹。十四年来，中国政府坚持自己的答案，本来差不多已经说服了全世界。现在，萨斯来了，它在挑战中国和世界：在生命和金钱之中，你们仅仅需要金钱，那就让我把生命带走吧；在堂皇的谎言和残酷的真实之间，你们仅仅喜欢堂皇的谎言，那就让我来展示残酷的真实吧！不自由，等于死，既然你们选择了不自由，我现在就把死亡为你们送货上门。于是，在断送自由的‘六四’之后，还有断送生命的萨斯。如果人民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都毫不意外：六四、萨斯、艾克思（x），历史看来还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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