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哨》总编:反共是共产党教的

作者:吴雪儿 发表:2003-05-19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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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采访报导:刘达文,《前哨》的创办人,有缘认识,接触了几次,觉得他是一个有话直说、爽快的人,在一次的交谈中,很想知道在一些人眼中所谓“反共人物”的真实面目,忽然想起要访问他为甚么做《前哨》,结果以下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鲁迅到艾思奇,快速上了一堂政治历史课,对这位老板佩服起来,毕竟在现代社会里,心里还有理想和正义良知,不畏强权,而在行为上表里一致的人不多。

刘达文于八一年一月来香港,来到香港在《争鸣》做记者,前后有十年,由八一年到八九年底,然后又在《开放》做了1年多,一九九一年创办《前哨》。

记者:什么原因令您想做记者?

刘: 我中学的时候,刚好是文革(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前我已读了两年初中,而且比较早接触西方文学,喜欢看普希金的诗,看西方浪漫主义著作,受到人性的教育;读中国历史,共产党当时给我们读的课本,实际上,我们的思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反共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共产党的历史、读马列主义,看艾思奇那本《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看苏联那本《联共(布)党史教程》,这些哲学的著作加上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它说国民党怎样黑暗、怎样专制、怎样没有人道、老百姓怎样水深火热,共产党顺应潮流,追求民主自由,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等等,这都是它教我们的,现实让我们觉得共产党一样这么专制。为什么不可以推翻呢?

我们看马列著作、艾思奇的著作《联共(布)党史教程》,他们都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其实我们学的辨证唯物主义都是共产党教的,是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基础是不适合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一定走向灭亡,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爆发、一定会发生。我们生在共产党之中,我们看来看去共产党,觉得经础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不对的,为什么不改变,为什么不搞政治改革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反共,根本就是共产党教导我们的,如果这样分析,对不对?

它(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说国民党黑暗,以及鼓吹、宣传共产党的英雄人物,他们怎样与国民党专制斗争,怎样推翻蒋介石王朝。不过,现在共产党统治一样没有民主,共产党统治哪有民主,特别是文革的时候,由一个公社到一个公社,都要单位证明才可以去,哗!共产党统治下怎么会有自由呢?共产党是追求民主自由才搞革命的,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首先怀疑那个制度是不是真是共产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从怀疑到否定,不就反共了?

我们按照你们共产党自己说的理想制度来要求你(中共),我们是按照共产党自己讲革命、自己的目标、自己建立的制度,建立自己的理想制度,,但要求你,你连你最低的标准也没有实现,别说你的长远目标--共产主义,你连最初级的都没有,连一人一票都没有,共产党最爱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最早是说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是一人一票产生的,但你共产党什么时候搞过选举,文革时没有选举,全部由上面委任。所以反共是怎样来的,就是共产党教我们的。

看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列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委任制,但这只是临时的,是在非常时期实行,但是马列主义一直在说最终会走向普选。所以我们从怀疑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到否定它,又从新认识资本主义。诶!资本主义实行的东西有很多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标准、追求,西方资本主义反而有,特别是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所以慢慢对资本主义认受,而对社会主义否定。

共产党最爱讲假话,它教育我们讲一套做一套,它做不到的就灌输给你。我们小时候对共产主义很虔诚、很相信,直至文革的时候,根据自己接受的东西,思想逐渐逐渐走向成熟。

为什么大陆有很多像我们这一代有很左思想的人,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接受马列主义,另一个接受西方文化。我读中学已很接受西方文学,那一辈人为何很喜欢看普希金,讲人文主义的诗,讲当年十二月党人反沙皇专制的革命,很认受这些东西,这些追求民主自由的东西。所以我们最终走出中共的阴影,变成反共。

但有部分知识分子、有部分青年,接受西方影响比较少的,思想放不开,只沉迷马列主义,就好像邓力群变成教条主义者,他就不会反共,这样便变成教条主义和左派。

中共并非开放让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我们全部都是看禁书,在文革时,看的都是禁书。文革十年里,所有图书馆都封闭,到后期复课闹革命之后,才局部开放,找那些好像现在的思想警察到图书馆去挑选(书本),一种是教科书、自然科学、科技的书,另一种是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它认为影响没问题的书,就可以公开借阅,所有它认为资产阶级的书本,就封存不准借阅。我们都是私下借阅,都是互相私底下传阅,有的列明是禁书,我们也看。有的人没有这种渠道,你没有这种志趣,不认识这种朋友便看不到。所以在这种环境中很难接受西方的文明。

记者:看禁书也要有渠道?

刘: 因为我们愤青,很多对现实不满的人都会走在一起,特别是很多城市的知青下乡,这些人思想都比较活跃,对现实不满,结果就传、传、传。

我在大陆已经写文章,在现在叫惠州大学,刚创办时叫师专即专科,当时刚好文革之后,大学开始招生,我才考进去。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比较开通一点,香港的左派杂志像《争鸣》、《广角镜》、《镜报》、《七十年代》都可以带回去。我妈妈回去,我喜欢看什么就叫她带来,看看看。那时已经向这些杂志投稿,写一些杂文、通信,揭露国内的黑暗,托香港亲朋带到出去寄给杂志社,他们都有刊登我的文章。

我来到香港,先到一间电脑厂做修理技工。我文革时没事干,学无线电学得很捧,在当地成为无线电专家,如果我不出来,做无线电个体户,肯定不会当官。来到香港在美国资本的电脑厂做修理技工,但后来觉得自己年纪这么大,没前途,因为我没有读电脑课程,没读集成电路,只学过晶体管、无线电,自己不想在这方面发展。我走的时候,电脑厂的经理挽留我,说以你的基础,到理工大学进修应该可以。可是我读大学时修文科,从小都接触文科、文学,这一行就最有基础,刚好《争鸣》要办报纸,还是做回自己喜欢的一行。

记者: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做记者,或选择在这份杂志来表达你的思想。

刘: 这个可能有点受鲁迅的影响。当年在共产党制度下,没有一个完人,只有鲁迅是个完人,即道德很完美的人。譬如共产党的干部中以周恩来最完美,文人就是鲁迅,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国民党时代,即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在文化方面,中共搞统一战线,利用鲁迅来与国民党斗。其实,鲁迅被共产党利用了,“五四运动”时,实际上他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只不过走到后来分为左派和右派,右派的胡适、傅斯年就比较接近国民党那一边,左派就是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比较接受马列主义,反对国民党,最后鲁迅在上海,这里是国统区,与国民党斗,结果受到国民党压制,越压制便越反抗,所以他写了很多杂文讽刺统治专制。

我们读书的时候,共产党没人可以宣传,于是拿鲁迅出来,当时鲁迅已经死了,如果还没死,便不会搬出来宣传,毛泽东与罗稷南谈话,问毛如果鲁迅未死那会怎么?毛回答说:一是继续在监狱内写作,另一会消灭他。其实,毛泽东也讲真话,鲁迅一是向共产党投降,一是被困在监狱里自己写给自己看。鲁迅好彩死得早,不然他五七年就要做右派。就因为他死得早,所以做了完人,共产党便当他模范典型,树立起文化人的正面形象。

当时我们还小,什么都不知道,对三、四十年代,鲁迅在国统区的行为,我们只是看共产党对他们介绍,介绍他反对国民党专制压迫,是不是?我们当然同情他。老百姓被压迫,有个鲁迅这个人站出来,很好呀,看了他写的杂文,觉得写得好呀,一定要有正义感,追求真理、反对专制,追求自由民主。受到鲁迅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便开始写文章来讽刺黑暗现实,就爱上了这一行。因为自己喜欢看书,看得多,学人家写书、写小说、写杂文,就爱上这一行,而爱上这行最基本的动力就是正义感。

我们当时不知道国民党比共产党好,因为共产党当时还未暴露(它丑恶的真面目),我们只看到它的宣传,又看不到西方对它的评论。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和看书,看书来对比共产党的制度,觉得它也是这样。

记者:其实,照这样看,中共是靠谎言来支撑着它自己。

刘:中共对传媒控制得如此厉害就是怕自己不好的东西被揭穿。因为它太有经验了,当年推翻国民党就是靠舆论,毛泽东也说,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打天下就靠这两杆子。林彪,四人帮时期,为甚么抓宣传抓得死死的,就是宣传在共产党当年推翻国民党起了很大的作用,正面战场就靠枪杆子,但是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地区)、在白区(注1)就是靠宣传。

国民党就是没有共产党那样懂得控制传媒,所以国民党输了,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统治区也控制不了。国民党输在不够专制,在国统区也给共产党办报纸,如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在北平,即北京,查封共产党报纸,中共元老叶剑英就在门口召开记者招待会痛骂国民党。若共产党有国民党一半那么开明,早就跨台了。

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传媒它(共产党)就不准(外国资金)加入。在这五年里,它开放发行市场,但发行可以搞,出版就不可以,(记者:即是说报纸也不可以搞),是呀。因为它觉得传媒的煽动力太厉害。

若开放传媒、新闻自由,共产党可能会一夜之间就跨台。人一知道真相,还有谁会支持共产党。它现在就是靠欺骗,瞒得过就瞒,因为农村、太愚昧的地方,舆论千篇一律,所以大家都觉得形势也不错,没有真相。它就是讲舆论一律,不好的东西就内部解决,不爆出来,永远都是这样,(老百姓)不知道真相,所以它才可以维持它的统治。

记者:即是说有新闻自由就没有共产党,没新闻自由才有共产党?

刘:不是!(有新闻自由)不是没有共产党,而是没有一党专政。所以政治改革的根本说到底,第一步就是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没有这些谈甚么政治改革,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有民主?若真的有民主,就肯定有新闻自由,对不对。

但现在(中共)就是一党专政,永远不开放,它想拖得一时就一时。你看那本新闻法,在一九八三年,八十年代初已经蕴酿搞一本新闻法,就是那个胡绩伟搞的,结果拖到现在还没出台,就是因为没办法立,因为一立新闻法就牵涉很多问题,就牵涉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故思前想后也搞不出一条条文,干脆就拖而不立,因为一立法后,就有法律保障,记者可能就不用怕(去揭露共产党不好的东西),到ㄍト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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