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民众“一言九鼎(One word tells all)”
这一天，美军占领巴格达市区大部，市民们冒着“伊拉克共和国卫士”的冷枪袭击聚集在中心广场，给萨达姆雕像头套上了绳索，同时轮起一柄沉重的锤头，砸毁那个雕像巨大的花岗岩基座。最后，他们请来美军和装甲车帮助他们撤毁了这个独裁统治者的雕像。同日，五角大楼正式宣布萨达姆政权已经解体。
随后仿佛是突然间，美国土地上涌现出伊拉克人的游行队伍：他们欢呼战争的胜利，感谢美英解放军英勇作战，他们把这一天看作是他们的出生日。那一天，福克斯(Fox)电视台和新闻网以“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明显垮台，全美伊拉克社区民众欢呼雀跃”为标题报道了拥有30万中东人的密西根州，阿拉伯人居住中心的迪尔波恩市欢呼胜利的情况。那里人们“站在车上欢呼并挥舞美国国旗和伊拉克旗帜，意识到他们从来没敢奢望的这一天终于渐渐逼近”。他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全伊拉克的生日”；他们说：“如果布什总统允许，我要和他握手”；他们感谢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给伊拉克的巨大帮助，他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说“正如同一个巨大而惊心动魄的结束的到来”，他们“等这一天等了35年”。正如为自己是一个伊拉克人而感到自豪一样，他们说他们“今日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自豪”。
他们推倒雕像的肢体语言，对于结束暴政统治来说，是一个再不能明确的象征的举动；他们走上街头欢呼雀跃，对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性证明。正如一位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所言：“一言九鼎(One word tells all)”。 面对他们的言行，此前世界上关于这场战争是与非的辩论其实都不足称道了。
沉默的海洋
突然跃现在世界眼前欢呼跳跃的伊拉克人提醒我们，在那个从来蔑视国际协议一意孤行的国家里，始终存在着一个沉默的绝对多数。
这个绝对多数是萨达姆政权的直接受害者，对武装解放伊拉克问题最有发言权。但是在2003年4月9号之前35年漫长的时间里，他们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的声音。这个残暴独裁、对外以武力抢占别国领土、以欺骗蔑视联合国过去12年间17项决议的国家，对内的唯一管理方式似乎只有屠杀。电视画面上，一位军人在搜索平民住区房屋后回答记者的话足以令人震惊。他说，“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两个成员被萨达姆政权杀害”。面临这样的生存处境，这个沉默的多数一直鸦雀无声。虽然世界上到处都是嘴、所有喇叭都抢着谈论伊拉克问题，伊拉克人完全禁声。他们的喉咙被军队警察强权暴政卡住，无法出声。哪怕世界吵翻天，哪怕美国为解救他们跟全世界都掰了，他们只能沉默。
上个世纪当罗斯福力排众议，领导美国走上欧洲战场的时候，除了看见世界版图迅速插遍纳粹旗帜，也没有人能够洞悉犹太人的苦难。在横扫欧洲战场时，美军士兵无意中走进一个关闭的大铁门，发现里面成群结队的骷髅人形缓缓围拢而来，他们目瞪口呆，以为自己走进了地狱！然后他们才发现那是一所集中营，叫做达豪集中营。国际社会后来的调查表明，那样的人间地狱遍布欧洲各地，集中营总数竟高达七十一万四千个，一时间举世震惊！美国本土的反战声势锐减。可是在此之前，千百万犹太人正如今天的伊拉克民众一样，被禁锢得连一个蚂蚁的声音都发不出，而反战示威在美国本土和今天一样声势浩大，指责罗斯福要把美国带向地狱的不乏其人。
人们极易忽略的历史证明是，独裁者掌握国家从所有资源，包括经济能源、新闻媒体、行政司法、警察监狱、军队武装，权力所到之处，没有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只有大智大勇者先于世界觉醒，号召人类良知奋起反抗。但是这些先知必定遭受人类的诅咒。爱因斯坦早在纳粹发动侵略战争六年前的1933年就改变了绝对和平主义的立场，主张文明世界以军事行动解除希特勒武装。面对无动于衷的世界，他表示自己“不能理解整个文明世界对这些现代野蛮人的消极被动反应”，他怒而发问：“世界难道没有看到希特勒正在以战争达到目的吗？”(维也纳《综合周报》一个记者的报导，见派斯，《爱因斯坦在这里生活》，第194页，转引自《爱因斯坦语录》) 不过他的大声疾呼导致的只是自我孤立和庸众的攻击。
生活在外国土地上的伊拉克人同样选择沉默。是因为萨达姆的警察间谍遍及世界所有伊拉克人居住的地方，他们用各种现代化手段监视所有伊拉克外国侨民，同时以暴力胁迫侨民们在伊拉克的亲属。外面一个不慎，里面亲属就惨遭报复。上月(4月)17号《华盛顿邮报》披露了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发现的萨达姆政党文件的内容。这个政党利用金钱和高压手段，收购自己的成员和其他所有人的良心：诱惑他们、或者迫使他们向当局汇报一切人的一切叛逆行为。这些内容与最近对当地人的采访相互引证，显示间谍与出卖活动渗透人民的日常生活：孩子被鼓励通报父母的叛逆情况；政府工作人员不时遭到逮捕关押虐待，然后悄然返回工作岗位；年青学生将未来的前途寄托于充当党的驯服工具。“对于党的关注而言，没有什么微小细节是不足称道的。”除了以金钱做诱惑收买大量告密者，这些文件显示的大量特务活动情况，可以和东德垮台后解密的秘密警察档案所显示的类似情况相比。东德当年的档案显示，五分之一（一说32%）的德国人参与了向东德警察当局出卖情报的活动，这其中包括异议人士和从事反政府活动的民主人士。可以想象境外伊拉克人尽管脱离直接监控，但是他们并未摆脱恐惧，也没有言行自由，自我审查、自掐喉咙是普遍现象。
在美国教书的库尔德族人、马克雅教授在他的著作《恐怖共和国》(The fear of Republic)中向全世界披露了库尔德一个整村被伊拉克化学武器杀害的事实，他是极少的例外。因为他开口说话的勇气除了来自道德良心，还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上：他被捏在萨达姆手中的“人质”都过期失效了。他在伊拉克的25位亲属已经全部惨死于生化武器，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女儿、父亲、母亲、姐姐等。举目无亲而且只身在外，他悲愤之余再无后顾之忧，才开口说话。鉴于此，可以想见美军攻如巴格达之前，境外绝少数率先上街支持武力倒萨的伊拉克移民冒了多大的风险。为了不失时机地举起支持的手臂，他们将全部亲属性命做了抵押。如果不是认定布什“铲除萨达姆政权”的誓言决非儿戏，如果不是仔细聆听高科技炮火声中英美必胜的实力，他们断然不会提前走上街头。
通过后来的报道我们得知，自从开战以来境外伊拉克人几乎夜不成眠，甚至荒废工作。他们成日整夜守在电视机旁，盯着联军每一步进展和共和国军的每一次抵抗。他们比任何以和平名义反对战争的人都痛恨屠杀，需要和平。因为那些在底格里斯河岸的枪炮声中抛向联军的鲜花，就是被萨达姆屠杀的他们兄弟姐妹的鲜血和遗愿浇灌出来的。虽然如此，他们中有的移民美国已经20年之久，在萨达姆漫长35年统治期间，他们却是第一次走上街头，第一次公开表达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对美英军队的欢迎和对美英两国的感谢，第一次让记者在报道中公布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姓名。正如他们自己所表白的那样：“如果他(萨达姆)还掌权，(我们)没有人会上街。”(2003年4月9号福克斯新闻网)。他们已经沉默了35年，当然可以继续沉默下去。
一个更大的沉默的海洋
伊拉克人支持倒萨的声音迟至萨达姆垮台之际才爆发，并不奇怪。同样的情况在另一个专制国家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中共建政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100多万受难者(见1950年《新华月报》)和他们亲属没有发出声音；中共党内“反右倾运动”近400万受诛连者(见大陆出版物《大跃进狂澜》)和他们的亲属没有发出声音；1959年到1961年由于强制性高征购粮食所导致的世界最大的饥荒，死亡人数高达5千万到6千万饿殍(见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第6期：古华《写给北京国难日》一文转引1980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29省市党委书记读书班统计；另见“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 他们和他们的亲属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文化大革命运动”，数百万死难者当然不能发出声音，近千万的冤狱冤案受害人、上亿的受诛连者(见郑义《红色纪念碑》)也没有任何机会发出任何抗议之声。连20年之后民间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 的温和呼声也一再被官方压制。
这是一个沉默的海洋！不算监狱、劳改营以及各种非正式管教所、牛棚、干校、监管队里活下来的人，仅仅因死去而永被封嘴的人数，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和。据专家统计，上个世纪人类三项历史事件死亡人数最高。一是纳粹种族灭绝；二是战争；三是共产主义。在这三项人类罪恶中，共产主义国家里遭到屠杀与“非正常死亡”者的统计数字最高，是八千四百五十万，两倍于二战死亡总数。而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居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之首：总汇国际社会和中国有关问题专家的调查，最保守的估计是两千万，最高估计则是八千万(参见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拉梅尔的统计调查、美国国会七十年代初听证会调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大屠杀"条目、十一位法国知名历史学家，"共产主义罪行档案揭秘"[Black Book of Communism]一书等) 。
这是一个浩瀚的沉默的海洋。中共建政50多年以来，唯一导致这种沉默有所改变的是一个新的受压迫团体，法轮功团体。法轮功众信为坚持信仰自由而不懈地公开抗争，但是他们获得的来自中国民间社会的支持和同情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表达。事实上，中国没有土壤形成一个与官方势力抗衡的民间社会，所以49年以来的沉默至今仍大面积延续。过来人应当记得八九年间突然现身北京街头的百万民众，也应当记得六四之后他们突然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续清查，始终不见。
即便身在不以言论治罪的境外，大部分公开发言的人都属于“死猪不怕开水烫”一类，要么早就进出过牢狱，要么早就在黑名单上挂了号。而那些在境外敏感媒体(所谓“敌台”)供职的大陆背景的新闻从业人员，必定具有两个以上的身份和姓名(有的甚至三个)，一个用来对公众发出声音，一个用来过私人生活。“敌台”之外其他的人们，不受雇于人，没有“单位”，来去自由，但即便在网上发表言论，也要用假名(而不是笔名)，如同出席化装舞会的蒙面人，在舞会和现实世界里扮演两个互不相干的角色。除非采用特殊手段，你断然不能知道网上舞文弄墨者其谁人是也)。
这种境外蒙面状态普遍到什么程度？普遍到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蒙面，即便在远在重洋之外，也必定“安分守己”，不越雷池于一步。10年前有一艘偷渡船叫“金色冒险号”。上面291名偷渡美国的大陆男女，人均借贷近万美金，历经一年零两个月时间，行程一万六千海哩，途经缅甸、泰国，穿越非洲、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好望角、大西洋，绕了大半个地球来到自由之乡，不幸被纽约警察发现，11人溺水身亡，其余全部关押入狱。他们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是为了一个自由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当希望面临破灭之时，他们宁肯继续忍受美国的牢狱之灾，宁肯前功尽弃，不肯与前来帮助他们的知名“异议人士”会面。唯一的原因是担心万一遣返，回去遭难。身在自由国度，怕的竟仍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专制当局。这样的恐惧，史无前例，就在我们身边。
手无寸铁，面对哪怕一个本质极为虚弱的独裁政权，反抗也无从谈起。大多数中国民众在几十年来的体制性危险中早已养成了防患于未然的习惯。这习惯最后变成了自身的呼吸系统，吐纳之间全然无意识；变成了人体自身免疫机能，在危险环境里发挥作用，不需通过大脑批准。这就是专制世界的舆论环境。尽管在这沉默的海洋上偶尔有一两只帆船在禁区浮现，夺走我们的视线，但是说一句反话、倡导一次抗议签名活动、写一封请愿信，立即受苦受难，遂成名成家。这种环境毕竟不正常。遑论成名成家者立即被视为神经缺陷者，冠之以“异议人士”的帽子(好听点的叫做“异议作家”“异议记者”)，归为另类。
“异议”具有强迫离群索居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萌芽于专制体制，生长在沉默大多数的丛林。与之相反的例证是我们在自由体制所看到的情况：无论什么奇谈怪论，多么反政府，“异议”二字从不在大众语言、官方语言中出现。因为在自由国度里，例如美国，异议人士几乎就是全体国民。纳税人谁没有过不满官方政策的言论呢？各种反对团体多如牛毛，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很少周末没有抗议人群的点缀。为了方便他们示威和交通，当地警察局提前颁发特定街道在特定时间内的戒严通知也是司空见惯。前不久召开的全球关注的好莱坞颁奖集会上，新闻记录片获奖者上台表达对现任总统布什的不满和鄙视。而他的大名之光耀四射，并非因为他的反政府言论，而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他绝无福气从此由一个艺术家升迁为“异议人士”。“异议人士”(Dissident)这个词固然来自西方语言，在冷战时期使用率最高，但是这个词汇所表述的现象却是专制国家的特产。
大多数的沉默误导自由世界的舆论
专制国家非常态的舆论环境，严重地误导了整个自由世界。不是通过当局指向“人间天堂”的航标灯来误导 ，却是通过民众沉默的海洋来误导。
伊拉克人战前的沉默使反战者们的和平诉求显得十分人道；而伊拉克人战后的欢呼确显得这种和平口号本身相当虚伪。境外沉默的伊拉克人，听了满耳朵世界关于这场战争的争论，当他们终于走上街头，他们对美国电视记者说：“你们反战，你们这些和平主义者说要和平，我们有什么和平？萨达姆强加在我们头上屠杀和战争已经35年了！今天，我们才感到和平即将来临！”他们表示：“大规模杀伤武器！是不是找得到那是你们美国人的事。对于我们伊拉克人来说，萨达姆政权就是大规模杀伤武器！”
令人遗憾的是，意识到专制独裁之下沉默大多数的存在，并非民主自由体制的特长。自由世界的人们习惯于尽情表达。生活于大学校园的左派教授学生、忙碌于视觉媒体的记者编辑、活动于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团体代表，几乎没有可能生长出知觉神经，去感受彼岸沉默大多数的存在，去触摸他们在恐惧与愤怒中颤栗的心灵。
感受那个沉默大多数，甚至不是专制国家人们的特长。在中国的言论禁区，那些苦难记忆被洗劫一空的善良人们，被剥夺了观看外部世界真相的渠道；那些被灌输扭曲历史与现实知识的“爱国主义者”们，即便有机会看到真相也拒绝接受，因为他们已经把民族主义当作评判国际事务的唯一思想武器；而相当数量把是非判断当成个人利益成本来计算的学术投机家们，面对事实和真理，则早已把良心和真诚扔进了自己书桌下面的废纸篓。沉默的海洋被切割得四分五裂，偶有异议声音发出，各自孤立，没有回声，不成体统。
面对纳粹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由于对迟钝的世界感到失望，爱因斯坦曾经预言：“第四此世界大战时，人类的武器将是石头”。这绝非骇人听闻。如果国际社会仍然缺乏足够的智慧，仍然无视沉默海洋的存在，仍然不能洞悉魔鬼的本质，不能承担义务、不敢忍辱负重，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道德”责难，那么，面对现代化的纳粹分子们，人类就得准备好回到原始社会，拿起石头。
（原载《议报》）(5/7/2003)(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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