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小凱仰慕已久。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年僅17歲的他曾以一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震驚中外，被翻譯成19種文字。當時，我就深受這篇大字報的思想影響，卻無緣結識這位青年思想家。後來，我和小凱有了許多共同的友人。他們經常談起他，才知道楊小凱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中國向何處去》作者楊曦光。直到1990年代，在香港宦國蒼兄的家中第一次見到小凱，才有了一次深入的長談。因此，我與小凱雖難說是好友，卻也可說是同道。聽朋友說，當年小凱爲了那篇《中國向何處去》被判刑10年。楊小凱在獄中自學英語、數理和經濟學課程。1978年出獄後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因政治原因未能入學。1984年，他被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鄒至莊挑選，赴美留學，於1986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後來移民澳大利亞發展。
楊小凱35 歲攻讀研究生，55歲謝世，學術生涯只有20年，但卻不枉此生。他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裔教授之一。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楊小凱對經濟學有關分工中「超邊際經濟學」的研究使他不僅成為華人經濟學家中的佼佼者，也使他獲得了世界級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他的成就表現在對現代經濟學所有的分支都進行了梳理。所以他不是在某一個領域方面的進步，而是對整個經濟學的基礎進行了一番重新研究。然後在現有經濟學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包括對分工的研究，對專業化的研究。」古典經濟學者亞當•斯密提出分工和專業化問題，但沒有建立數理模型。楊小凱使用超邊際分析為主要數學工具來分析分工和專業化問題，創立了新興古典經濟學。
楊小凱的難能可貴之處，更在於把經濟研究重新回歸到社會環境中去。他對現在舉世贊同的中國增長有一種保留和懷疑。但這種保留和懷疑不是情緒化的，而是來自他對社會、對經濟長期發展面臨問題的思考，也來自他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按照楊小凱的看法，經濟增長不僅是分工，重要的是分工水準不斷提升，而導致這種分工層次提升的重要因素是制度，其中產權是核心。產權受許多其他制度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國家是唯一可以掌握合法暴力的組織。國家如不上軌道，私人產權很難發揮作用。私人產權不上軌道，整個市場的基礎就難以穩固。現在國內政治沒有太大改變，經濟上雖然非國有經濟發展很快，但寡頭壟斷很嚴重，各種南美式壞資本主義的特徵都已經出現了。政府的權力沒有有效的制衡，就會造成苛捐雜稅、貪污和其他尋租行為。這種國家機會主義的間接後果，比直接後果更嚴重，因為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使社會大眾不再相信公認的遊戲規則，因而所有人的行為都變成非常機會主義，只要對己有利，即可以不顧社會的道德準則，而使社會成為一個偷搶哄騙橫行、機會主義和尋租行為盛行的社會。楊小凱認爲，英國光榮革命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虛君憲政、議會民主制度，使政府對公平的政治遊戲規則和法律制度的承諾成為可信。這種可信承諾對以後世界的變化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楊小凱在患上癌症的最後日子裡，還風塵僕仆地回國講演。在一次題爲「後發劣勢」的講演中，他警告說：「很多人在沾沾自喜地談後發優勢，執政者當然喜歡聽。可是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沒有合理的制度，是難以為繼的。如果我們冷靜考察一下，二戰前的德國和後來的蘇聯的教訓，應該不難吸取前車之鑒。我要唱個反調，講講中國的後發劣勢，起碼可以讓一部分人清醒：只有經濟改革和發展，沒有憲政共和作為保障，是不可能使中國躋入強國之林的。」環顧當今世界，又有多少人能不被中國經濟表面的浮華所迷惑，而有楊小凱這樣的清醒頭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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