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3個月裡，「趙老師」和「饒女士」成為了具有特殊意義的名詞，兩個符號疊加在一起，演繹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媒體事件。
拋開人物，我們發現了事件中另外的主角：媒體、道德和法律，它們就像乾柴，不斷地為事態的進展增添出人意料的能量，讓趙饒鬧劇充滿戲劇般的懸念和高潮。
媒體記者以鍥而不舍的職業熱情追蹤著事件的雞毛蒜皮，讓事件始終保持著和這個炎夏相匹配的「高溫」。
道德，在整個事件中無所不在。每一個人都在拿道德說事，但他(她)們的身後，卻又常常拖著不道德的陰影。
法律，更像是道具。在法庭之外，審判到處都可以進行：每個讀者，都以為自己就是可以做出判決的陪審員。
事情究竟會走向何方？實在難以預料。只是到這個時候，趙饒案的結局似乎已顯得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在這個傳媒事件中，「趙老師」、「饒女士」、媒體、看客，已經各就各位，在同謀與角力中完成了一次令人咋舌的傳媒狂歡。
媒體：敵人還是同謀？
「餵？哪位？對，我是饒穎。什麼？王富說要起訴我？太好了，我終於等到這一天！」
饒穎使用的小靈通信號不大好，她必須移動著回答電話中一名記者的問話，挂斷電話，她又向我重複一遍：「王富說要起訴我，我說太好了，我終於等到這一天。」
她就是趙饒案中的女主角－－饒穎，她自稱是一名醫生，自稱著名主持人趙忠祥欠她3800元錢，並且對她進行人身傷害。她現在是真正的「名人」，在接受記者專訪的2個多小時裡，不斷有記者的電話打來。
「這個消息確定嗎？」
「不一定，他只是說『要』起訴，這裡面的『要』是不確定的。」
3個月來，趙饒案反反覆覆，不時出現戲劇性的轉折，紛繁的變化讓記者們都有些看不懂，身在其中的饒穎更是學會了謹慎發言。
看起來，現在的事態應該對饒穎不利，但饒穎並沒有示弱。她認為「公道自在人心」，而趙忠祥在道德和輿論層面已經輸了。
7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饒穎告趙忠祥案」管轄異議作出了終審裁定－－撤銷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的民事裁定書，發回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重審。
饒穎的律師皇甫大衛解釋說，案件的事實部分再審理的可能性比較小，也就是說，不管饒穎聲稱自己有什麼樣的證據可以證明趙忠祥曾經對她進行人身損害，她都很難有機會到法庭上去證明她所說的是事實。
但正像饒穎所說，「我這個事情一天兩天還完不了」，她還有另一個渠道展示「證據」。7月16日，饒穎和律師皇甫大衛召集記者，在北京召開了「媒體見面會」。雖然警察一度因有人舉報會場中「播放淫穢光碟」而出現在門口，但見面會最終還是順利進行。
在這次大規模會見記者的活動中，饒穎第一次系統地展示了她的「證據」，包括錄音磁帶、一幅畫、投訴材料、一張與趙忠祥的合影、她的大學畢業證和學生證等等。她還稱擁有可以用於鑑定DNA的物品和毛髮，但由於「拿出來也看不出什麼」，她沒有向媒體展示。所有的證據都在強調一個「事實」：饒穎不是一個「精神病」，她的確與趙忠祥有「非常」關係，在遭受趙對她的「人身傷害」後，她要討回公道。
見面會再次將趙饒官司推向高潮，第二天，趙忠祥的代理律師王富發表聲明，並稱趙忠祥將以誹謗罪起訴饒穎。趙一方的及時回應和回應的內容正是饒穎求之不得的結果。
饒穎毫不迴避承認媒體在整個事件中給她帶來的好處，正是媒體的關注，才使她希望公之於眾的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在關鍵時刻，又是媒體的報導讓她的對手不得不開口說話。
她經常對不同的媒體記者說的一句話是：「現在關鍵是靠我們的娛樂記者把事情的真相原汁原味地傳播出去，這樣才能知道誰是誰非。如果沒有傳播出去，很多事情是說不清楚的。原來我說十你們可以寫三，後來我說十你們可以寫六到七，現在我說的你們都敢登，過去我說的話你們不敢登。所以不能怪老百姓，關鍵是記者的問題。其實這個事情你也心知肚明，你也知道到底怎麼回事，到底誰是卑鄙的，誰是受害者。」
「做任何事情你要從人家媒體的角度去考慮」，饒穎更清楚怎樣配合媒體的工作以便達到最好的效果。她在回答一個記者的電話採訪時，特意放慢速度以便記者記錄：「我饒穎感謝媒體，感謝關心我的市民，很多人認為趙蒙受了不白之冤，如果有人懷疑，請撥打電話……」短暫停頓之後，饒穎堅定地對電話裡的記者說，「公布，沒有問題。」
饒穎甚至與很多記者已經熟絡，她可以向記者打聽有關自己的文章的效果：「登完以後，你覺得有一些影響嗎？」
「這是你與媒體的勾結嗎？」當記者這樣問饒穎時，她對我的質疑有些不快，她告訴記者，在立案前她曾經找過多家媒體，但沒有人理會她。「那時網上罵我的多得很，有的時候已經達到80％了。難道我會去叫媒體來罵自己？你說我是不是不正常啊。我自己要把自己送進監獄，成立嗎？不成立。」
媒體的態度可以理解，哪怕到今天，還有更多的人不能接受饒穎所說的「事實」。趙忠祥被稱為「國嘴」，他的聲音與電視機一起進入中國家庭，30歲以下的中國人都可以說是「聽著趙忠祥的聲音長大的」，他穩重慈祥的形象在億萬觀眾的心目中不可動搖。饒穎的出現就像一場嚴肅交響樂中出現的尖叫聲一樣刺耳，不管尖叫聲由何而來，人們首先感到的是厭惡。
饒穎至今還對一名今年5月份採訪過她的記者耿耿於懷。她與這名記者約在一家大飯店附近見面，但記者在文章中提到這家飯店消費昂貴，其中的隱喻讓饒穎很惱火，她認為，在她身陷困境的時候，有的人對她落井下石。
饒穎深知媒體的放大作用，與記者剛見面，她就把自己的紅花布鞋上磨破的口子指給記者看，「我為什麼再三給你強調這個，過去一個記者那樣說我，我怕這種誤解。」
但現在，饒穎是眼下最熱鬧的名人官司的消息源，記者們頻頻向她「示好」，希望從她嘴裡得到一個勁爆的新聞標題。
趙饒之間的糾紛從媒體的加入開始，再也不是兩個人的恩怨問題，也不是法律案件，而是一個媒體事件，在這中間，當事人的故事和法律的評判幾乎成為道具。
傳播學學者喻國明這樣分析，現代人面對的是兩部分現實，一部分是真實的現實，另一部分是人為的現實，也就是媒體製造的現實。媒體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強調某些事情，它們就會成為焦點。
趙饒案幾乎具備了成為媒體事件的所有要素：名人、醜聞、性、暴力、粗口和官司，只要公眾還有需求，媒體沒有理由停止追逐最新進展的腳步，就像一個生命有機體，有養料、有陽光，為什麼不生存下去？
媒體的底線
作為趙饒案中的絕對主角，媒體不光是一個舞臺，更是重要的推動者。媒體的聚光燈照在誰的身上，從什麼樣的角度照射都決定了事件的進展，名人糾紛同樣考量著媒體的道德觀。
饒穎－－一個普通女人，在社會地位上與趙忠祥有著很大的差距，所以，主動尋求媒體的幫助是她本能的反應。媒體上，饒穎所提供的有關趙忠祥「另一面」的材料在數量上佔據了優勢。
被很多學者認同的觀點是，名人隱私的保護應該不如普通人嚴格，知名人士是一種社會符號，他們的行為會影響到人們對於社會規則的認識，特別是自主意識不強的人，名人的道德標準會成為他們的社會價值標準。喻國明認為，人們對名人私生活的窺視是很正常的，對這些人的比較通透的報導是社會賦予媒介的權利。
文化批評家、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張閎教授指出，大眾對名人隱私的窺探興趣是持續而濃厚的，從這個層面上講，用道德來約束媒體是沒有用處的，媒體的底線就是法律。如果法律沒有限制此事不可為，媒體就可以報導，「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必須為此承擔責任。」
但在這場媒體「狂歡」中，有的行為似乎有點「過火」。正如趙忠祥的律師王富不滿的那樣：「她說什麼媒體就登什麼，這很不正常。她說的話沒有經過核實，有很多造謠誹謗，比方她說我跟趙忠祥是同性戀，這個毫無根據，無端地挑起事端，達到炒作的目的，媒體明顯不負責任。」
張閎說，趙饒之爭似乎成了大眾宣泄情緒的「公共痰盂」，各種媒體投入了大量資源，這不得不說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因為有很多議題更值得關注。當然，並非所有重要的議題都能如此連篇累牘地報導，這也正是趙饒之爭成為宣泄通道的一個原因。
「媒體要有意識地收斂自己的行為。」雖然媒體的自律不可缺少，但喻國明更相信媒介自身優勝劣汰的能力。「社會對媒體是有篩選的，有的報導品位低下，讀者心中自有評判。」
「隨著娛樂化時代的到來，人們的道德產生了不小危機。但它從另外一個側面打破了公眾人物的神秘感，某種虛假的道德觀被徹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道德觀被建構的可能。」張閎從趙饒事件的媒體狂歡中，做出了一種樂觀的估計。
一張「道德」試紙
趙饒案總能讓人聯想到克林頓與萊溫斯基，讓美國人憤怒的不是他們的總統製造緋聞，而是克林頓「撒謊」不承認緋聞。趙饒案無非也同樣只有四個答案：真實還是虛假？承認還是否認？趙饒案為中國公眾和媒體提供了一張道德「試紙」，不管答案是什麼，隨著事件的進展，大家隨時準備做出自己的判斷。
3個月以來，饒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刺激一下公眾的神經，最具「震撼力」的證據已經在網路上流傳，在錄音中，男女主人翁的談話涉及男女關係，內容不堪入耳。錄音中的男聲磁性低沉，與《動物世界》裡的配音相似。她向記者透露說，最近一兩天，她還會拿出讓大家「吃驚」的證據。
法庭之外，饒穎的話給公眾和媒體出了幾道難題：當一個「二奶」控訴負心男人時，我們應該相信她並同情她，還是因為她的「不光彩」而對她不齒？當一個事關社會偶像的聲譽問題還沒有得到證實時，媒體應該大肆宣揚，推動事態的發展還是靜觀其變？
對於「二奶」問題，饒穎有自己的認識。「包二奶有三種，一種是情願當二奶，一種是不太情願當二奶，有的人是根本就不情願當二奶」，她認為自己屬於最後一種，「你既然包我不如我們結婚，幹嗎要做地下情人呢？這種人雖然給人的感覺也不是太好，但她們能夠認識到自己的價值」。
在整件事情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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