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5月22日讯】1957年夏天，开始“鸣放”了，动员鸣放的政策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者改之，无者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相信了这一切，就开始“鸣放”。到了1958年元月，反右开始了，原来动员鸣放时说的话都不算数了，鸣放行为成了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降三级处分，由21级降到24级，下放农场劳动。1966年5月6日，我调到咸宁县茶叶公司搞统计。此时四清工作队已进驻茶叶公司，因我刚到，还没有触及我。5.16一过，地委书记，也就是四清工作队的头头来了，形势紧张起来，到6月就开始向我开炮了。
6月26日早上起来，就看到全公司的会议室、走廊里所有的地方都贴满了对我的大字报。我很奇怪，他们怎么不通知我呢？我又犯什么罪了呢？原来1962年我给毛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退了回来，被装进了我的档案，他们根据这封信贴我的大字报。他们把我当作大老虎来打，说我反对“三面红旗”，矛头直指毛主席，说我这封信也是万言书，指责毛不了解情况。到8月份，我的妊娠反应很厉害，不能吃饭喝水，进去就吐。八月初，我到武汉去，住进中医院。住到8月末回来，他们抄了我的家，拿走了我所有的照片、纪念册、日记，还有一部精装《红楼梦》。
到了9月份，离生孩子还有一个月，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尿片没一块，小衣服没一件，我就想提前休息。头一天交待完工作，吐了一痰盂。第二天早上5点就发作了，我一直忍着，想等到天亮别人起床后再说。那时大儿子只有11岁半，他爸出差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去请会计（女的）扶我上医院。那时公司的人已经都不理我了。到医院，下午三点一刻才生。生孩子后就要吃，但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时医院是不开伙食的，都是由家属送饭。最简单就是红糖水泡麻花，可没有红糖，那时红糖是月女子凭出生证新上的户口才有，于是我叫儿子去给新生的女儿上户口。刚生下来，还没有名字，她哥哥就给她起个名字叫小红，上了户口，买回了红糖。产假期满，不给我安排工作，叫我当勤杂工，打扫卫生，清理厕所，倒尿桶，提热水，打扫厕所。
这样干了大约11个月，我被派到东门茶叶仓库去制茶，不久又把我弄到柏敦公社茶叶收购站，也是勤杂工，后来当炊事员。1967年9月，我到马桥茶叶收购站搞出纳。1968年全国掀起三反浪潮，抓现行反革命，到县茶叶公司开会，他们叫我交待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过程。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叫我怎么交待？不交待就打，在批斗我的胸前挂一块松木的黑板，大约有20斤重，上面写上“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老右派”弯腰90度，本来弯腰90度已经受不了了，还要挂上黑牌，这真是比挨打还难受。每次批斗完，有半个小时直不起腰来，很疼，就落下了腰疼病。
因为受不了他们的折磨，6月20日，我跑了，凌晨三点钟的样子。原来他们是把我反锁在房间里的，这天刚好没有锁，我就想跑回马桥。我觉得马桥的基础比较好，可以保护我，但我不敢走大路，而走小路。到马桥，天已大亮，我就到卫生所。卫生所的人很害怕，就打电话问县茶叶公司，结果茶叶公司来人把我押回到公社，交给造反派处理。一些人上来就把我五花大绑，拳打脚踢，把凉鞋也打掉了。他们捡起凉鞋打我的脸，把眼珠子都快打出来了。脸肿得很大，那个眼睛整个就看不见了。
端午节过后，大约是6月28号，把我搞到马桥，要六中的学生押我游街，约了各单位的人批斗我。每个上去发言的人都先打我，至少要打几个嘴巴子。李启富斗我的时候，拼命打，地上流了一大滩血。批斗完了，排起队伍上街。给我做了一个两尺高的高帽子，挂上牌子，上写“cc特务，老右派”。要我手拿一面锣，边走边喊，我是“cc特务，老右派”，不喊就打，拳打脚踢。没走多远，就把我踢倒在地。由于挂了牌，手不能着地，我起不来，那些学生就上来踢我，踢得我疼得透出不气，后来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打，到街上，围一圈人批斗我，喊口号。我浑身疼得没办法，连出气都困难，后来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去的，鞋掉了也不知道。到茶叶站，一下扑在茶叶仓库垫茶包的枕木上，再也动不了了。他们不让我回自己的房间，而是租了两条棉被，在茶叶仓库里用枕木搭起一张一尺高的“床”。晚上蚊子多得吓人，没有蚊帐，就这样喂蚊子。当晚，茶叶站的陈满香给我洗澡时，看到我的样子说：“啧啧，打得象花蛇，看不得。”站在旁边的站长孙书跃的女儿大声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听毛主席的。”她爸立即把她吼了回去。
过了个把星期，我的伤好了些，他们到马桥来抓现行反革命，要我交待现形反革命活动。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要的是什么。要我瞎编也编不来，他们就把我反绑着手吊在茶叶仓库的梁上，用竹竿打。放下来，再吊上去打。我实在受不了，就说：“我说。你们叫我怎么写呀？”他们说，某某已经交待了你们有组织，你还不交待？有了头绪，我就可以瞎编。这次他们把我的两个膀子全吊坏了，完全抬不起来，连梳头都够不着。
1968年4月份在北京的妹妹出差路过，下车到我家，看到小女儿没人带，就把她带到北京，由我妈妈带。1969年春节刚过，就把我搞到县里批斗。2月2号下大雪，那一天批斗我时，何安生用一根凳子腿把我的头打开了，流了好多血，到医院缝了七针，住了一周医院。到3月份，我母亲身体不好，就把女儿送回来了，这时我丈夫已下放五七干校，女儿只有我来带。我每天到东门仓库制茶，女儿就放在小时候带他们的保姆那儿，晚上接回来。11月份，把我弄到马桥茶叶站烧火。有一天早晨，徐心秋指着我对我女儿说：她是老黑，你打她，你骂她！我对女儿说：别听他瞎说，不听他的。
正月十六过后一两天，我母亲病重。她不愿火化，就让我妹妹送到我这儿来。母亲来这里两个多月就去世了，是5月30日。那天下午两点，我妹妹打电话来说，母亲去世了，茶叶站的人不告诉我，后来又来电话，才告诉我。班车已经没有，我走回家已经晚上七点多钟了。我丈夫已经把母亲入殓了。我哭了，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
到9月份，我把女儿送到地区幼儿园全托，这时只剩儿子一个人在家。当时儿子只有十五岁，每周接妹妹回家，星期一早上送去，那真是兄妹俩相依为命。住在我们后面的小孩，一见到我儿子就骂，说他爸妈是坏人，他是黑五类。有一天，我儿子实在气不过，打了那小孩。这是我儿子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后一次，后来这小孩再也不骂了。到了1971年，他们内查外调已经搞完了，刚过完年就叫我到县公司去结案。本来划定一个老特务的框框，调查期间，找到我所有的同学都说我是好的，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而且是进步的，于是他们就在我的成分上下功夫。我说过自己的家庭出身是职员，他们不承认，首先到我老家辽宁省辽阳县大门子调查，查不出来，就把七、八十岁的老人都集中到公社来谈我家的情况，他们都不认识我父亲，后来提起我的祖父，这才知道他有一个小儿子，一直在外，没有回过家。问他有土地吗？分家时是分了土地，但不多，都是他的兄弟种了，也没有回来收过租。我的几个伯父都是贫下中农。结果他们就搞了一张“放弃地主”的证明，拿到县专案组。有人说，放弃地主就不是地主。不行，他们再调查，就又到北京市邮政局去翻我父亲的档案。我父亲填表时填的家庭出身是富农，那是解放前三十年的情况。定出身是以解放前三年为准的，此时祖父早死了，家也分了几十年了，早不存在富农问题了。他们仍然给我定为“一贯隐瞒富农家庭出身”。我当时就反对，说那是解放前三十年的事，他们说这富农成分是北京邮政局开的，是有钢印的，还有假？你能赖得了吗？
他们还定我一直隐瞒父亲当过军阀讲武堂教官。我莫名其妙，我父亲25岁在沈阳考进邮局，一直到死都是在邮局，怎么会有这个事？我说我不知道。后来到1982年，我见到大哥，问他知不知道，他说父亲在进邮局前，在张学良的岳母办的小学里当过一年的音乐、体育教员，吃的是讲武堂的空额。定我的第三条罪是我二哥在台湾是少将高参。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他们知道。1979年与二哥联系上后，才知道他只是一名中学教员。第四条罪是说我不要共产党，要走自己的路。我说我没说过这句话，他们就把我的日记打开，在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红杠。我说还有前面的话呢，我说的是解放前我的思想是既不要国民党也不要共产党，我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现在。他们说那些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就要这一句，这一句是不是你写的？我说这是我写的，就签了字。5月2号，宣布我划为右派，从新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交贺胜茶场劳动。在贺胜茶场，脏活累活都由我干，没有节假日，每年只有换季的时候才给我三天假（四月和十一月初）。任何人都可以骂我，就连三岁的小孩都可以骂我，经常是一大群小孩在我身后叫“王淑谦，屁股尖”。
1974年，我儿子高中毕业后下放，我丈夫因为有外遇，受处分下放到五七干校，家里只有七岁半的女儿。怎么办？于是决定把女儿送给在黑龙江的大妹妹带。1975年11月底，大妹说身体不好，就把女儿托人带到北京小妹家。小妹留她在京玩几天，打算新年后再送给我。新年那天，她跟表哥表姐去公园玩，爬杆掉下来，摔断了大腿。直到3月底出院了，小妹才敢写信告诉我，要我去接她回来。这时女儿拄着双拐，真是祸不单行。1976年下半年，我把女儿带到贺胜，入农场子弟学校。老师同学都欺负她，一吵架就说你妈是右派。我女儿就跟我吵，你为什么当右派，你要不是右派谁也不会欺负我。
1977年落实政策，县里的人对我说：“你不是没有错误，那些材料都是有疤痕的，是改不了的，不是你没错，是现在政策好了，你要感谢党。”我没有感谢，我还要求把这些不实之词都销毁，并要求把我所有的日记、纪念册等都归还我。他们不给我，直到现在他们还不归还给我。落实政策后填表，家庭出身他们还给我填富农。直到现在，咸宁市委的人还在说：“王淑谦一贯反党，她有前科。”请看看我的这大半辈子，究竟是我一贯反党，还是党一贯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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