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不断地在追求“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所谓“流行”。这些东西有些是属统治者发动或指引的；也有的是人民群众自发的。“流行”是一股“风潮”、一股“潮流”。不管这“风潮”是“正”的，还是“邪”的，在这“风潮”中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被它带动，有些人几乎成疯子般的追随，等这“风潮”一过，人们回头一看，自己也会觉很奇怪，在当时怎么会如此不理智的着迷于这些。
不论是政治“潮流”，还是生活上的“流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道德的标准都会起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不少是当时看来是很好的，随后会愈来愈发现是历史的倒退。
如在中国十九世纪末开始的洋务活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对中国的优良传统的冲击和破坏，正如俄罗斯谚语所说的：“为了倒脏水，连孩子都泼出去了”。
中共正是在这种偏激的思潮中（特别是在当时青年知识份子中流行）取得了政权。49年后中共继续高举“革命”大旗，到后来是“世界革命”大旗，诱导中国人民走向了差一点导致它自己崩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共取得政权初期，用凶残与诱导使大多数人接受以“革命”为一切最高准则的观念。在社会上不管他品质多高尚、学问多大，只要他不跟“党”走或跟得不紧，就被群众认为这人“觉悟”不高。谁被认为此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即敢于在政治上打击他人），不管他做多少坏事，也都应被认为此人阶级觉悟是高的，是应受人尊敬的。
如在“大跃进”年代，只要此人敢于“夸口”，不论事实如何，都被认为此人“觉悟”高，如有人提出粮食可达亩产5千斤，但另外有人提5万斤，就认为后者“觉悟”高。如有人比较实事求是地提“可能到不了那么多，估计2千斤左右”（实际还是夸大了的），则轻则批斗，甚至可能立刻被公安人员逮捕。
在文革年代，这种“极左”的革命热风升温到了顶点，每人都要“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包括地位仅次毛的林彪副统帅、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中共干部也是这样。在中共“九大”召开前，选代表的标准则“忠于毛主席”是明文规定的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标准，而且这也被大部分人认可。
59年还刮起一阵共产主义风，全国建立几万个人民分社，后来又从农村到城市，吃饭不要钱，批按劳取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似乎中国很快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其“伟大成果”是导致5300万人的饿死（据一学者实地调查、统计）。
随着“搞政治”、“搞共产”这条路不通，为了挽救面临即将崩溃的经济，为了挽救中共的“继续统治”，遂举起了“改革、开放”大旗。
此时，在经济上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的口号下，全国掀起了“经商热”、“吸引外资热”、“开发区热”......据04年8月资料，全国新建“开发区”已达6700个（合法的为1818个），也即平均每一县、市达3个左右。据报导大别山“老区”（即中共取得政权前的游击战争区）一县，极为贫困、破落，提出要建立“高科技开发区”，而当时全县只有三、五个大学生，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不知天高地厚的了。
“改革开放”后，由于只要不影响中共政权前提下，放宽了对人民的束缚，民间掀起了大大小小阵阵“热潮”，开始即是“外语热”（主要是“英语热”），“托福考试热”，“出国热”，后来的“考研热”。生活上则为“迪斯科热”。80年代在大城市“迪斯科热”的群众远超过其海外发源地，在公园里、大桥下、大单位门前广场上，从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到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以各种自己认可的动作跳着此舞。以致洋人见到，也觉得这是“中国一景”。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的提高，掀起了房主自己规划的“装修热”，初期还有四大件热、八大件热（电视、电冰箱、电话、洗衣机......）等。
随着以上这些热一个个在眼前掠过，又出现了“手机热”、“小汽车热”和“房地产热”。功能层出不穷导致手机快速换代，手机新型程度已成年轻人炫耀身份的象征。不断提高小汽车的品牌也成了炫耀自己财富的标志。
随着城市所谓“中产阶级”的发展，旅游热、出国旅游热亦逐渐显示头角。
随着一些人生活逐渐富裕，社会道德的败落，各种形式的夜总会如雨后春笋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夜生活热”、“二奶热”油然而生。
中国人民已从“美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谎言中苏醒过来了！
中国人民已从“空想”而走向“现实”！
中国社会的“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的“伟大”而“繁荣”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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