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感激日本鬼子和德国法西斯

张翼星先生是50年前的北京大学学生右派分子，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所知道的黄中奇》（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0794）是张教授为纪念他的被杀害的同学、右派难友黄中奇而写的。

文章中重现的黄中奇被陷害、被虐杀的情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是不忍卒读的。太恶毒、太卑鄙、太残忍、太丧心病狂了。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学校，本来是传承知识、培养青少年，省思过去、研究现在、憧憬未来，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快乐园地。然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却把学校也变成了杀人的屠场；变成了埋葬过去，摧毁未来的血腥衙门。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中共成立80多年来，到底干了多少好事？我以为只有两件。一是"杀人放火，卖国求权"，二是消灭知识和消灭知识分子。

特别，窃国篡政60年来，干得更起劲、干得更变本加厉。以北京大学为例，这个学校在反右派运动中，至少把811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近全校人数10%。这些右派分子无辜的受了20多年折磨，许多人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些人还含冤而死。

被饿死、害死于劳改农场中的右派分子有胡稼胎、黄恩孝、刘奇弟、朱祖勋等。

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不久就失踪或者自杀的有孙敦新、郑光弟、周铎、朱家玉等。

十年文革中，仅仅在学校内遭到迫害，被殴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的教授、讲师、助教、干部、学生、职员，直至家庭妇女，共有63人。（王友琴：《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

被共产党专政机关直接枪杀的有林昭、沈元、任大熊、顾文选、张锡琨等。

中共怎样灭绝人性的迫害和虐杀林昭，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却不知中共杀害任大熊、黄中奇的残忍度，也不遑多让。

任大熊等被执行死刑以前，都被五花大绑，放在卡车上，在大同市游街示众；每个人的下巴都被弄"脱臼"，使他们无法开口说话；写有他们姓名的标牌从脖子后面直插肉中，鲜血淋漓。（王友琴：《三名相关联的文革受难者---任大熊、莫兴龄、章汉夫》）

我在收集1957年反右派运动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右派分子朱绍文的名字和行狀。

官拜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賜"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顶戴的朱绍文原来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同期同学。

1985 年4月28日《经济日报》发表朱敏《中曾根和他的中国同学》的报道说，朱绍文中学毕业后，东渡扶桑寻找救国之路。在日本攻读学业长达11年之久。他先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再入该校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学习期间，朱绍文组织同学宣传抗日救国，于1944年5月 22日被东京宪兵队拘捕审查。后在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努力干预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与弟弟朱正文及其它十多位留学生不久被无罪释放。

1945年回国后，朱绍文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投入中共怀抱，为中共夺取天下大出牛马力。

毛共王朝建立，朱绍文因功赐民建中央委员、民建北京市委秘书长职。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跌入十八层地狱，当了22年贱民。

1979年，朱绍文被"纠正"后应邀重渡东瀛，当年保释他出狱的恩师、原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大河内一男问他："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你曾经当过22年的右派？"朱绍文却说："想当年，为了在留学生中间宣传抗日，我在贵国蹲了半年的大牢，什么苦都尝过了，当个右派算不了什么。"

朱敏马上吹捧说：朱绍文"表现了一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襟怀。"好一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襟怀。"其实错了。甘地说过："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

对于朱绍文、朱敏这一类"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东西，只是比秦晖所说的"伪民族主义"（《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分子更不堪的奴才，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症患者。他们既不真的爱国，也不正直。

朱绍文还是个说谎者，我绝对不相信他在日本蹲半年牢，就"什么苦都尝过了"。许多革命家都同时坐过日本、国民政府、共产党的牢，从他们的话语中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的牢最难坐。"例如贾植芳先生，"他呆了四次监狱，每换一个朝代都要呆一次监狱。北洋军阀的，日本人的，国民党的，还有共产党的。说起来，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呆得最苦了。"（舒瑜：《先生之风》）

再说，真的"当个右派算不了什么"吗？也许朱绍文有由于出卖同伙而立功等原因，被从轻发落，所以在他是"算不了什么"。但千千万万右派分子，却没有朱绍文这样的幸运，千千万万右派分子血泪斑斑的苦难史说明了"算不了什么"是无耻的谎言。

还有一个刚刚去世的季羡林先生，1935年至1945年留学德国；他自己说，1940年12月至1941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为什么再没有过呢？他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却知道，他自从回到可爱的祖国、得到了伟光正的眷顾之后，就只有被洗脑、被改造、被批斗、被关牛棚的份儿了。然而，当朝廷给了他"国学大师"（虽然他并未笑纳）的光环后，他便忘乎所以的鼓吹起"孔教该成国教"来了。他与主流保持高度一致，对中共数十年的倒行逆施、文化专制，居然不置一词，他本人也没有一点反思的意思。

明明是狼外婆，偏偏叫它"党妈妈"；明明它在要你的命，你却自作多情的说是"妈妈打孩子。"

毛泽东感谢日本人，是因为日本皇军帮他打倒了蒋介石，帮他颠覆了国民政府。我也要感谢日本人，是因为日本的大学校长和老师，保护了他们的学生，哪怕这些学生是来自敌国，哪怕这些学生在反对本国政府。

我也要感谢德国的希特勒政府和他的人民，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却给了中国的学生以良好的学习条件，给了季羡林先生以"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使他有机会做了中国的"大师"。

反观中共独裁统治下的新中国，在和平的环境中，却大肆迫害、大量屠杀本国的，甚至是本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在风调雨顺的年岁却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饿死4千万中国人民，其中有数以万计的在各劳改农场、矿山、工厂被迫接受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

我想，中国人应该记住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尤其受过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恩惠的人，不要成天尽说昧良心的话去取悅窃国团伙，为他们的永远爬在中国人民头上、永远奴役、压榨、镇压中国人民制造舆论。

中国的大学校长本来也有保护学生的传统，例如蔡元培、胡适，都有反对政府逮捕学生，从警察局把学生要回来的动人例子。

然而，新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却成了统治者的帮凶，有的本身就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如陆平。或者是掩盖历史、篡改历史、与民主科学为敌的帮凶和帮闲，如吳樹青、任彥申、周其凤等等。

以甘当鹰犬为荣，以毒害、迫害、杀害青年学生为政绩的新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我诅咒你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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