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历仕仁、英、神、哲宗四朝。神宗元丰年间,撰《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哲宗立,拜尚书右仆射,在相位八月而卒,为北宋名臣与史学家。他好读书,尤其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能够熟练的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的清清楚楚。
司马光年约五、六岁时,有一次要吃青胡桃,他的姊姊帮他去壳,但剥不掉,一婢女用热水将胡桃泡过后去壳,后来姊姊问他是谁把壳去掉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去的。这话正好被他的父亲司马池听见,就喝斥他:“小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马光从此以后就没说过谎。日后司马光教导他的学生刘安世什么是“诚”,他说:“就要从不说谎做起。”他曾经说:“我生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平生所做的事,从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可以对别人讲。”
司马光七岁时就像成人一样有威严,非常喜爱听人家讲左氏春秋,回家即能把大意讲给家人听,而且从此以后手不释书乃至不知饥渴寒暑。有一天,他跟一群小孩在院子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上,并掉到缸里就要没顶,别的孩子见出了事,都赶快逃跑,司马光从地上拾起一石块,将水缸打破,缸里的水流了出来,小孩因此得救。后来,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小儿击瓮图》。
他十五岁时就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仁宗宝元初(1038年)司马光年二十考上進士,因不喜奢华,皇帝召见时只有他不戴花,同去的人中有人告诉他是皇帝赏赐不能不戴,他才将花戴上。后来司马光被任命为“奉礼郎”,他以父亲在杭,而辞该官职,请求改让他当“苏州判官”以便照顾父母亲,获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过世,司马光执丧累年,毁瘠如礼。
仁宗在位时,西夏王赵元昊称帝,当时麟州(今陜西神木县)多良田,西夏人蚕食其地,当时宰相庞籍命司马光前往视察,司马光建议可盖两座堡垒以制约西夏人,同时募民耕之。庞籍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守将郭恩勇狂妄引兵夜渡河,被敌军歼灭,庞籍因此获罪被罢免。司马光为此三次上疏自引咎,后来庞籍过世,司马光升堂拜其妻如母,照顾其子如昆弟,当时的人都认为司马光贤良。
司马光廉洁奉公,仁宗皇帝临终前遗诏(1063年),赐给司马光等大臣约百余万的金银财宝,司马光三次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目前处于忧患穷困,如果因为遗赐不可拒绝,应该允许大臣们将所获得的金钱捐出以资助国家。”司马光的建议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自己那一份赏赐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不愿藏私于己。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新法,认为王安石乃“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同时司马光用人以德的观点和王安石有很大的出入。当时朝廷对于实施新法有很多争议,司马光与吕惠卿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皇帝面前辩论,司马光认为“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对于司马光的说法吕惠卿无言以对,只好用其它话诋毁司马光,神宗即说:“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
由于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因此当宋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六次上奏章辞官,他说:“陛下所以用臣,是觉得我是狂狷率直的人,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若只是用俸禄官位尊荣我,却不采纳我的建言,这是把天官私自赏给不适当的人。如果我只是以禄位荣显自己,却不能解救天下百姓的痛苦,那就是盗窃名誉地位以谋私利。”
后来,神宗在有人诋毁司马光时说:“别的事不说,光就辞枢密一事,自我即位以来,只有他一人。”又说:“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人经常在左右的话,就可以不犯过错。”充分肯定了司马光的人品。
司马光辞官后,便将所有精力用于编修《资治通鉴》。由于司马光博通经史,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明白历史最大的功能在于让人借鉴。然而,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书架上满满的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产生了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兴衰得失的念头。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编写《通志》。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写好的《通志》進献给英宗皇帝,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
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当时他的侍从只有一个老仆,晚上他叫老仆先睡,自己则写书到半夜才就寝,凌晨就又起来点灯继续写书,每天如此。到天亮后就到屋里向其兄请安,说完话就又回到自己写书的小阁。当时他在洛阳买的房子仅供遮蔽风雨,由于夏日酷热难当,他就请匠人在家中挖地丈余,以砖砌成地室以避暑,此举被京城戏称为“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历时十九年书成之后,司马光自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又说希望该书能让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神宗言其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
司马光在洛阳编书的十五年,老百姓依然将他视为真宰相,由于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当时即便是田夫野老、妇人孺子都认得他。
神宗驾崩时(1085年),司马光赶赴朝廷,卫士看见他都以手加额说:“这就是司马相公。”在京城所到之处,京都之人迭足聚观,都视他为宰相,道路堵塞连马都无法前進,百姓求司马光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让百姓得以活命。司马光拜谒当朝宰相,有人爬到屋顶上窥瞰,宰相府的人上前阻止,对方说:“我不是来看你家主人,是想见识司马相公的风采啊!”呵叱不退,结果屋瓦都被踩碎,树枝被踩断。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临政,派遣使者去问司马光应该先做什么事,司马光回答要“开言路”。因此上疏者上千。
后太皇太后从新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当时宋朝的外患辽国和西夏的使者来到中国首都一定会向他问候,同时告诉他们守边疆的官吏说:现在宋朝的宰相是司马光,不要随便生事。司马光用心朝政,不舍昼夜,有宾客见他身体衰弱,以诸葛亮吃的少又事情繁重的事来劝告他,他回答说:“死生,命也。”还是一样勤于政事。到病得不醒人事时口中都还在喃喃说着朝廷天下的事。
《宋史》记载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阳的时候,每次到夏县必定会去探望他的哥哥司马旦,那时司马旦将近八十岁,他伺奉司马旦有如严父,而又保护照顾他如婴儿。
司马光对于物质看的很淡,一辈子都恶衣菲食,为官四十余载,虽然官至宰相,却只有薄田三顷,妻子死后,无钱安葬,只好卖地以置棺。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京师的百姓放下生意去吊唁他,有人卖衣服把钱拿来做奠仪。到他安葬的时候,百姓哀悼他有如哀悼过世的亲人,岭南封州一带的父老都相偕来祭拜,到处都有人画他的画像祭拜,吃饭前都要祝祷。
司马光死后,百姓对他依然推崇。公元1107~1110当时宋朝传至徽宗,宰相蔡京擅政,视司马光、苏东坡、程颐、王献可等贤人君子共一百二十人为奸党,并奏请皇帝批准,要把“奸党”的名字刻在端礼门的大石碑上面。当时被召去刻字的长安石工安民推辞说:“我是愚人,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奸邪,我不忍心刻字。”官府对他的说法很生气要治他罪,安民哭泣的说:“我是供差遣的人,不敢推辞,但请让我不要将我的名字安民二字刻在碑文后,怕得罪了后代。”听者都感到无比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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