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纪念邓小平

一种标志着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的出现，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

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对后毛时代的党内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着对民间自发动力的故意无视，更不意味着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

不幸的是，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也像中共政权主导的所有纪念中共元老活动一样，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

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在八十年代驱动改革车轮的人物中，“邓、胡、赵”曾被公认为改革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因整肃胡耀邦而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先是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耀邦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小平又拒绝赵紫阳提出的“在和平与法治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温和政策，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四．二六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继而又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宣布军事戒严，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又把“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冤死的胡耀邦和被软禁至今的赵紫阳都不见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

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 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那位不知名的哲学教师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的启蒙运动，而官方打压民间运动（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种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是对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泽东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出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如果说，真有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弊端丛生和危机四伏的跛足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他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2004年8月17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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