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从哲学家费尔巴哈、黑格尔，谈到音乐家贝多芬，文学家歌德，俨然一幅从事德国研究的日耳曼学教授的风范。他谈到儒家“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对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影响，谈到歌德在法兰克福的故居。温家宝能够带领中国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吗？德国出版的《时代》周刊写道：
“‘自由’这两个字从温家宝的嘴里说出来，比中国其他政治家口中‘稳定和发展’的分量要重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温家宝对‘自由’和‘压迫’的观点更具革命性。此前，温家宝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对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避而不谈，而仅提及中国目前已经取得的成绩。温家宝反问道，国际社会难道没有认同中国改革开放25年后所获得的更多的自由吗？
“从温家宝口中说出的‘自由’二字标志着中国最高层政治领导人思想的一大转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理公开表示过‘自由’的重要性；更没有中国总理援引过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话。而温家宝说：‘我记得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这样一段话：人生而平等。由于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享有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维护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温家宝引用杰斐逊的话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他同时强调了生存和自由。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恰好是一个强有力的例据。在中国讲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他说，早在1776年，杰斐逊在起草这份文件时就把生存权摆在了第一位。”
圈内人士评价温家宝时，总认为他的外表并不能够代表一个强权政府。他们说，温家宝处世圆滑、善于随机应变。文章接着写道：
“温家宝虽然曾经在四代党的领导核心下任职，但却显得平易近人。在世界艾滋病日当天，他去拜访过艾滋病人；元旦新年，他去看望禽流感伤员。但是温家宝却没有去过上海外滩和浦东新区的新建筑群。他听从环保人士的建议，中止了怒江上的水利工程，并让人大对死刑进行公开讨论。难道温家宝真是中国政治道路的新一代领导人？人们不能盲目乐观。北京政府刚刚通过释法否决了在香港实行直接选举的可能性；而温家宝此前明确地对台湾进行直接的总统大选叫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香港难道不就是台湾今后统一的样板吗？事实是：掌握实权的九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有七名是江泽民的亲信。温家宝执行的是他们的意愿，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意愿。要是温家宝继续按照自己的风格我行我素，估计在台上的日子长不了。”
《经济周刊》发表了另外一篇关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文章，聚焦中国国有银行对无法偿还贷款的治理工作。文章写道： “只要中国政府仍然把银行当作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补贴的机器，还是按照政治需要发放贷款，而不是按照风险系数，那么治理中国银行的呆账就好不了。相反，这样情况会越来越糟。而且，很多银行还拒绝向活力四射的私营企业发放贷款，这就吓跑了很多未来潜在的大客户。”
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德国期间，强调了中国中小型企业的作用，并承诺，政府将通过银行在金融贷款和外汇供应方面给与优惠，鼓励私营企业去国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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