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锋举例,中国对外宣布南京市只有一名SARS病例,但南京一家法国公司两名职员回法后却证实染上SARS,而使公司撤回了七十多名法籍职员;同时南京市在五月一日名列生意最差城市的第三名,仅次于北京、太原,使人怀疑南京真的只有一名病例。
凌锋认为,SARS问题将激化十六大后高层的权力斗争,例如江泽民已在上海另立中央,和北京的胡锦涛政权对峙,形成“两个司令部”。
他说,江系人马对SARS按兵不动,气氛诡异,新领导人也力不从心,地方政府继续隐瞒疫情。“由于中共威信的丧失,出现了抢购风潮、逃亡潮和抗争行动,而且这股疫情正向农村扩散中”。
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凌锋认为,中国经济受冲击较小,主因在于中国的服务业比重较小,国有企业仍占优势,抗灾力比较强,因为在疫情蔓延时,医疗机械、用品、医药及汽车业、电讯业还得以发展,减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股市没有暴跌也是这个原因。
凌锋引述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的谈话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外界的投资而非改革,因此如果中国处理不好这件事,后果会非常严重。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前途,最终还是掌握在中共自己及被中共控制的人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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