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整整60年前，“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笔者家乡中原一带还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据河南籍作家刘震云考证（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一文），至今在作者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是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运，逃难中因卖小女儿为老母亲看病，与老婆大打一场。老娘最终还是病死了，软埋在一个土窑里。大女儿害天花
死在洛阳教会的慈善院。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车轮下被轧死。等到陕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给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运命大，至今健在。回忆起往事，他说：“早知道一家人这个下场，哪用逃难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这强。”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豫灾实录》的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没减少。陈布雷说，蒋委员长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一些政府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财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张高峰6000字的报道《豫灾实录》。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通知王芸生：“蒋委员长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国的访问被取消了。”此前，《大公报》获得美国普利策新闻奖，报馆委托主笔
王芸生前往受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媒体获得的唯一的一次普利策新闻奖。
中原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这样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在此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千里赤地。“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1943
年2月，白修德携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两位记者坐着手摇巡道车自潼关来到洛阳。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在郑州，他们受到最热情的款待，吃上了最好的筵席。河南省政府宴请他们的菜单如下：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3个撒满白糖的馅饼。在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时候，白修德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宴席之一”。“当白修德归结出虽然大自然制造了这次饥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是国民党政府时，他的恐惧感很快发展成愤慨。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
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他地方都有剩余物质，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因此，由于失算、忽视和冷漠，估计有二三百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
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在由郑州返回重庆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白修德义愤难平，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按照惯例，国民党中宣部要例行检查。真是天不灭我中原，这份电报竟躲过国民党罪恶而严密的新闻检查，顺利发到纽约。
1943年3月，白氏的报道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她十分恼火，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解职白修德。卢斯非常愤怒，你宋美龄算哪根葱？你以为这是中国？“我只会因此更加器重他！”
回到重庆，白修德将沿途所见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报告给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并拜会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和宋庆龄，“竭尽全力为河南人民寻求帮助。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白修德都会倾吐他对中国受灾农民悲惨命运的深切愤慨”。他毫无不掩饰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说：“我开始让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愤怒起来。”
“白修德意识到自命为河南农民的救助者超越了职业范围，可是他不能平息自己的愤怒。他苦苦要求美国大使馆的官员给予帮助。‘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他在给孙夫人的信中，诚恳地请求她在她的妹夫蒋总司令面前说说情。他还恳求中国国防部长和立法机构的首脑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质。很明显，由于他指责政府官员的腐败恶化了河南的饥荒，被刺痛的有关领导在重庆反咬一口，说白修德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上帝，我还来不及反应，全城人就把我视为敌人。’在一封写给《时代》周刊编辑的信中，白修德解释他如何地‘怒不可遏’，以及又怎样地无可奈何，‘我知道，这不是我制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单枪匹马主张自由报道的地方。不过，我得做些事情。’”
白修德通过宋庆龄，请求面见蒋介石。起初宋庆龄说：蒋委员长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惫，需要休息几天。白修德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一刻也不能耽搁。他建议宋向委员长报告情况时，要像他白修德向宋庆龄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宋庆龄说：那就必然有人被杀头。白修德说：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也不要畏缩。否则，河南的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白修德花了五天的软磨硬泡功夫，终于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当白修德向他高谈阔论时，他手抚下巴，不流露丝毫感情。”“我让他看了一些作品，并告诉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败。”“蒋不时咕哝几句，但随即就试图否定白修德的观点。”“起初，他不相信野狗从沙堆中掏死尸的报道。”蒋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修德说：我亲眼看见狗吃人！蒋说：这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将接待室的福尔曼叫
进来，将他们拍摄到的灾区照片，几只野狗正站在扒出来的尸体上，摊在蒋介石的面前。白修德看见委员长的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
于是一些人头开始落地。第一颗人头不是别人，正是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是他“泄露机密”！“为了响应白修德关于饥荒的报道，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元也从重庆流向灾区。”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以确保将来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1943年5月，政府制定了新的规则，禁止任何中国人向外国记者提供消息，除非政府授权他这么做。另外，政府也采取措施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并对那些透露重庆以外情况的中国人进行惩罚。为了对新的规则表示抗议，白修德和其他记者组建了一个新闻协会。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该协会的合法地位，重庆（美国的）新闻人员的工作状况日趋恶
化。”
当时在河南洛阳传教的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给白修德发信说：白修德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多亏了老白。白修德回信说：是美国报界救了灾民，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河南仍然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
2·《时代》周刊向世界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真相
北京“非典”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起于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一篇题为《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报道。报道引用北京301医院老军医蒋彦永的署名信，说仅他知道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然而就在他写信的时候（4月4日），时任卫生部官员还宣布，北京只有12例“非典”病人，死亡3例，并信誓旦旦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非常有信心能够完全控制疫情”，“北
京是安全的”云云。蒋氏信中直斥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说假话”。
《时代》周刊的报道激起全球对中国疫情数字的怀疑。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指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并派出专家组赴京考察。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蒋彦永何许人也？蒋氏今年72岁，1949年考进燕京大学读医学预科，1952年入学协和医科大学，在业界颇有盛誉，曾任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中华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和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等职。1991年，英文刊物《北京周末》（Beijing Review）曾报道他是“诚实的医生”。
据5月8日《财经》杂志报道，在今年“两会”之初，作为301医院的专家组成员，蒋彦永已知一位山西老人来院看病，疑为“非典”，被转302传染病院。302医院也没有经验，诊治过程中有近10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山西那位老人和老伴在短期内相继病故。“这时候，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此后不久，301医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
位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SARS的症状，转309医院后不治身死。301肝胆病房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也被传染，肝胆病房被迫关闭。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蒋彦永在4月3日中央电视台疫情报道中看到，卫生部还表示北京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患者只有12例，死亡3例。蒋彦永“简直是不敢相信”中央台的报道。他随即打电话咨询309医院（现为总后指定收治SARS的医院）咨询，了解到309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到4月5日已有七人死亡。因309的病房已满，总后又让302医院再收治。另外，在武警医疗系统中数10名SARS
病人中，病情较重的五例也转到302医院治疗。
4月4日，蒋彦永写了一封署名信，说道：“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他还直言不讳激烈批评了卫生部官员，并呼吁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该信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分别于4月4日和5日发给了凤凰卫视和中央四台，但没有下文。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对蒋彦永进行了采访。“我就跟他们把我了解的讲
了讲，9号外头就传开了。”
中国“非典”疫情得以透明，蒋彦永披露的事实至关重要。公开疫情的严重性，促成政府积极主动加大力度应对“非典”，挽救无数人的健康和生命。蒋彦永的真话推动了一个民族直面灾难，有人称他是“中国的脊梁”。
蒋彦永先生呼吁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ＳＡＲＳ斗争的行列中来”，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有勇气面对现实。舆论认为，《财经》杂志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在国内率先报道了这样一位诚实的医生，称赞他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功不可没”。
在感谢蒋彦永先生和《财经》杂志的道义良知和职业精神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掉美国的《时代》周刊。蒋先生最初属意于凤凰卫视和中央四套，可是没有反响。是《时代》周刊把中国人民遭受的生死灾难告知全世界，这样才有后来的一切。
《时代》周刊与中国的这两“交情”，为以往的国际政治说辞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时代》周刊的做法叫不叫“干涉别国内政”？第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提出，西方新闻媒体一味追求怪异，总是报道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现象和负面消息，这种局面必须打破，要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多报道发展中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这就是喧嚣一时的所谓“发展新闻学”。试问：《时代》周刊的这两次时隔整整60年的灾难报道是不是亦属“一味追求怪异”之举？应在颠倒打破之列？
笔者最后给全中国人再提一个思考题：再一个60年以后，我们中国难道还有劳时代周刊把类似的大灾难再捅到世界上去？中国人啊，我们要自省！自爱！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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