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这个专访的提醒，使我意识到其中一位同学给克林顿的问题是我上次与北大同学沟通时疏忽而未谈及的 (请见“哈佛的抗议与北大的演讲”----致北大同学，《开放》1998年8月号) 。 今天， 我想就这个上次所忽略的问题再和北大的同学做一次诚恳的交流。
这位同学所提问题的大意是：克林顿总统您在演讲中一直宣扬民主自由人权，但各国有各国的历史，美国民主自由人权方面存在不存在问题？按照提问者自己的说法，她之所以提这个问题主旨是为了平等 (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平等 )。
是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 ) 没有人权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但是，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公开公正的政党政治，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各种人权组织之合法存在和自由运作使得践踏人权特别是用国家机器大规模践踏人权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其国民不会因公开鼓吹人权价值，批评或限制政府践踏人权的恶行而获罪。自然的，外国人是否能否对本国存在的人权问题进行提醒或批评并不重要，因为本国的人民担此责任不仅可能而且更为有效。保障人权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践踏人权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这位同学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一点也不陌生，几乎所有落后专制国家的独裁者都曾经向自由世界做过类似挑战。这种狡辩无异于用健康人的脚气 (或有得脚气的可能性 )来为自己的癌症辩护：“你自己有脚气，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的癌症，太不平等！”“你自己不也得了脚气了吗，为什么你还要提倡你的生活习惯？！”“我们家有癌症的病史怎么着？！”
这位同学所关心的平等问题其实是至为重要的。但如何才能达成我们和美国人民平等的理想呢？是不是证明了脚气和癌症一样的严重就达成平等了吗？是不是不让有脚气的提醒批评得癌症的就达成平等了吗？不是！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和美国人平等 的，本来就应该享有美国人民早已享有的人权、自由和民主。不自由的民族是无法得到应有的平等的。朋友们大概还记得今年春节联欢节目里陈佩斯和朱时茂演得小品“邮差和王爷”。其中的邮差在和外国人赛跑时想为中国人争光，在王爷( 国之主人)面前却一直哈着腰，一句数声地称自己“奴才”。这般扭曲的心灵，委琐的形象又怎能为中国人争平等呢？
在与朋友闲谈和讨论的时候，我经常遇到一个其本质含义和北大的这位同学的问题一样的问题：“为什么你对民主如此执迷，难道你不认为民主制度也有弊病吗？你确定中国的老百姓会喜欢民主制度吗？”诚然，民主并非是能医治社会中所有症结的灵丹妙药。也不会在短时期内清除专制政权所遗留下来的所有病垢。退一步讲，就算民主制度并非中国百姓之首选，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有一个制度吧。那么，如何确定一个制度的优劣呢？又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制度呢？是由人民选择呢还是由少数统治者包办然后强加到人民的头上？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都会赞同由人民选择的原则。只要我们赞同由人民选择的原则，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方式，保障人民可以没有恐惧地，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使各种不同的意愿充分合理地综合到决策过程中。这种方式不就是民主的制度吗？这种方式下的行为不就是民主的实践吗？我之所以对民主执迷，不仅仅因为民主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的最好的制度，更因为民主是“由人民选择”之原则下的自然结果。
人们常说，自由是北大的传统，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自由的代价就是恒久的警醒”。是的，我们心须时刻警醒，以至不被奴役。我们更要时刻警醒，以防成为奴役的帮凶，自由的大敌。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于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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