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下岗职工年年增加曝露中共官民矛盾

中共九届人大自一九九八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与下岗职工”问题，就成为每年两会期间各地人大代表关注的话题。同样的话题年年讲，但下岗职工依然年年增加，这不仅影响今秋将举行十六大的内部稳定气氛，同时也为中共总理朱熔基领下的将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军令状埋下阴影。

　　大陆下岗职工问题有多严重？根据中共发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最新的统计，从一九九八年到二００一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达两千五百五十多万人。如果再以中共劳动及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目前大陆全部下岗职工再就业率还不到百分之十，即使以历年实现再就业率最高的百分之十一点一为计算基础，也意味着找不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即大陆所称的富余人员将近有两千二百七十万人，相当于台湾的总人口数，而这只是保守的估计而已。

　　如果以城乡下岗工人每人每月领取的基本生活费两百元人民币估算，每个月至少就要花费四十五亿元的财政支出，而中共财政部长项怀诚今年所作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全年度列出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额也只不过是比去年多两倍的四十六亿元而已，一旦再加上今年新增加的百万下岗工人大军，四十六亿元根本就不够吃。

　　正因为不够吃，所以每年都会有饿不下去、生活无以为继的下岗工人上街示威、抗议。日期远的从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召开前三个月所爆发的四川省绵阳市十万失业工人“反贪官、求生存”示威活动，近的则有今年三月五万多名大庆油田下岗工人抗议官方的削减待遇福利，同一时间，还有近万名辽阳市的工人强烈要求政府发放拖欠的工资，并要求罢免辽阳市人大主任龚尚武。

　　大陆下岗和失业职工因生活没有着落而年复一年的群起示威，反映了中共政府与大陆社会之间的一项重大矛盾。换句话说，虽然中共今年安排企业养老金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补贴支出合计五百一十二亿元，补助国有企业关闭破产的金额一百一十亿元，用于补助县乡二级工资性支出的转移支付资金也高达一千一百八十亿元，按理说，这应该有助于弥补拖欠工资和下岗补贴所遗留的资金缺口，但从往年诸多的官员贪腐及工人抗议个案来看，不禁让那些身为中共建政基础的工人怀疑钱用到那里去了？

　　其实，大陆下岗工人都知道，在国有企业改革转型过程中，“只有跳槽的厂长，没有跳楼的厂长”，至于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则是“国照出，车照坐，酒照喝，妞照泡”，该享受的特权丝毫不减，难怪那些拿不到工资、领不到微薄生活补贴的工人无不群情激愤，不得不走上街头向政府官员们讨回公道。

　　大陆前工运领袖韩东方就批评说，“那些真正败坏工厂的管理阶层和那些政府主管官僚们，非但对工厂破产毫无责任，官位反而愈做愈高，他们甚至连工人仅仅可以得到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救济金也不放过，趁机大捞一笔”。

　　许多参加三月辽宁示威的工人感慨的说，“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想要儿女养，儿女都下岗”，甚至还有工人发出怒吼，指责中共“不为人民做主，不抓贪污上亿元的工厂领导，反而抓工人，这个政府是为谁？”。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生存权都已出现问题，因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不彰而被“减员增效”的国企下岗职工问题，其所引发的政府与社会矛盾也不断被激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仍将成为十六大的主轴，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驾齐驱。

　　对于下岗职工交耳相传多年的“毛泽东号召我们下乡，邓小平号召我们下海，江泽民号召我们下岗”说法，中共十六大如何平衡“三个代表”这项执政之基和建政基础--工人之间的关系，将考验中共第三代甚至第四代集体领导的智慧，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不论是中共十五大、今年的十六大或五年多后的十七大，只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工人就会源源不断、年年增加，而规模大小不等的工潮还是会在大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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