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下崗職工年年增加曝露中共官民矛盾

中共九屆人大自一九九八年召開第一次會議以來，「國有企業改革與下崗職工」問題，就成為每年兩會期間各地人大代表關注的話題。同樣的話題年年講，但下崗職工依然年年增加，這不僅影響今秋將舉行十六大的內部穩定氣氛，同時也為中共總理朱鎔基領下的將國有企業扭虧為盈軍令狀埋下陰影。

　　大陸下崗職工問題有多嚴重？根據中共發表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最新的統計，從一九九八年到二００一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達兩千五百五十多萬人。如果再以中共勞動及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據，目前大陸全部下崗職工再就業率還不到百分之十，即使以歷年實現再就業率最高的百分之十一點一為計算基礎，也意味著找不到工作的下崗職工，即大陸所稱的富餘人員將近有兩千二百七十萬人，相當於臺灣的總人口數，而這只是保守的估計而已。

　　如果以城鄉下崗工人每人每月領取的基本生活費兩百元人民幣估算，每個月至少就要花費四十五億元的財政支出，而中共財政部長項懷誠今年所作的財政預算報告中，全年度列出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金額也只不過是比去年多兩倍的四十六億元而已，一旦再加上今年新增加的百萬下崗工人大軍，四十六億元根本就不夠吃。

　　正因為不夠吃，所以每年都會有餓不下去、生活無以為繼的下崗工人上街示威、抗議。日期遠的從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召開前三個月所爆發的四川省綿陽市十萬失業工人「反貪官、求生存」示威活動，近的則有今年三月五萬多名大慶油田下崗工人抗議官方的削減待遇福利，同一時間，還有近萬名遼陽市的工人強烈要求政府發放拖欠的工資，並要求罷免遼陽市人大主任龔尚武。

　　大陸下崗和失業職工因生活沒有著落而年復一年的群起示威，反映了中共政府與大陸社會之間的一項重大矛盾。換句話說，雖然中共今年安排企業養老金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補貼支出合計五百一十二億元，補助國有企業關閉破產的金額一百一十億元，用於補助縣鄉二級工資性支出的轉移支付資金也高達一千一百八十億元，按理說，這應該有助於彌補拖欠工資和下崗補貼所遺留的資金缺口，但從往年諸多的官員貪腐及工人抗議個案來看，不禁讓那些身為中共建政基礎的工人懷疑錢用到那裡去了？

　　其實，大陸下崗工人都知道，在國有企業改革轉型過程中，「只有跳槽的廠長，沒有跳樓的廠長」，至於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負責人則是「國照出，車照坐，酒照喝，妞照泡」，該享受的特權絲毫不減，難怪那些拿不到工資、領不到微薄生活補貼的工人無不群情激憤，不得不走上街頭向政府官員們討回公道。

　　大陸前工運領袖韓東方就批評說，「那些真正敗壞工廠的管理階層和那些政府主管官僚們，非但對工廠破產毫無責任，官位反而愈做愈高，他們甚至連工人僅僅可以得到的那點少得可憐的救濟金也不放過，趁機大撈一筆」。

　　許多參加三月遼寧示威的工人感慨的說，「青春獻給黨，老了沒人養，想要兒女養，兒女都下崗」，甚至還有工人發出怒吼，指責中共「不為人民做主，不抓貪污上億元的工廠領導，反而抓工人，這個政府是為誰？」。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生存權都已出現問題，因國有企業生產效率不彰而被「減員增效」的國企下崗職工問題，其所引發的政府與社會矛盾也不斷被激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仍將成為十六大的主軸，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駕齊驅。

　　對於下崗職工交耳相傳多年的「毛澤東號召我們下鄉，鄧小平號召我們下海，江澤民號召我們下崗」說法，中共十六大如何平衡「三個代表」這項執政之基和建政基礎--工人之間的關係，將考驗中共第三代甚至第四代集體領導的智慧，不過可以預見的是，不論是中共十五大、今年的十六大或五年多後的十七大，只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下崗工人就會源源不斷、年年增加，而規模大小不等的工潮還是會在大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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