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熔基为什么不让人大审议“国有股减持”？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一直被看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之一。因为按照中共宪法上的文字，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不过是一个声名远扬的“橡皮图章”。如果人大哪怕能行使一点点实实在在的权力，中共的政治体制的面貌恐怕都会大为改观了。改革人大的途径大致有两条。一个是修改宪法，彻底改变人大制度。另一个途径，是在日常运作中把一些具体的事务交给人大去处理，通过个案来形成制度，使人大的那些纸面上的权力实体化。很显然，通过个案形成制度的改革途径要比把现行制度推倒重来容易可行得多。

上个月初大陆和海外的媒体报道说，国务院和证监会，为了避免进一步冲击股市，准备把国有股减持方案，将提交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讨论，然后再整理综合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实施。如果这个个案真的能够交给全国人大去自主决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在国务院的决定上加盖一个“橡皮图章”，那么人大的改革就真的起步了。万事开头难。如果这次全国人大真的能够在处理“国有股减持”的问题上独立于国务院和证监会自主作出决定，那么，以后人大在更多的事项上就有可能采取独立于国务院的立场，中国的政改也就算有了突破口。

如果中国的政改这么容易就起步，那倒有点匪夷所思了。果然不出所料，从本月初公布的这次全国人大会议议程上，根本找不到“审议国有股减持”的影子。但是，就算未能纳入议程的话，朱熔基在其政府工作报中一定会加以说明。但是，政府工作报告对“减持”问题只字未提，去年惊天动地的“减持”事件，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改革的曙光再次被阴霾所遮蔽。

关于“减持”问题为何未能纳入这次全国人大议程的真相，也许外界永远也不会知道。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已知的情况来检验一些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是，人大代表会因为“减持”问题过于棘手及难度太大而不愿问津吗？

显然不会，尽管减持问题在会议议程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体现，但还是有一些人大代表积极提案，要求由人大来处理“减持”问题。据报道，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周芝石日前向全国人大递交议案，建议国有股减持方案必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颁布后才可施行，接受人大的监督，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周芝石代表的这份议案得到了29名人大代表的附议。周芝石认为，去年以来股市暴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有关部门为了自身局部利益而长期争论不休，擅自发布观点，造成股民听信谣言而造成的。

在这次政协会议上，也有不约而同的呼声。一些政协代表在议案中提出，“国有股减持”要由人大立法解决，通过立法规范国有股减持，而不应该由财政部或者证监会、或者国务院几个部门联合订规则。来自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李雅芳委员向大会提交多项与证券市场有关的提案。她在提案中建议，通过人大立法规范国有股减持方式，降低证券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李雅芳指出，国有股减持涉及到重大的、超巨额的国有资产转让，将对未来的中国国民经济和中国证券市场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国有股归全体国民所有，其资产所有者极为分散的特点使任何个人对应属于自己的一份财产都没有独立的支配权，所以，应通过各级人大机构、民主党派组织广泛征求意见，听取各方面的声音。在权衡各方面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便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有法可依。她建议，通过人大立法，规范国有股减持方式，保证国有股减持的公开透明。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
副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把国有股减持方案提交人大立法是可行的。所以第一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可能性是，由全国人大来处理“减持”缺乏法律依据吗？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教授余南平在接受《证券导报》的采访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按照中国法律，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最终归属只能是全体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国务院则是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当国务院行使人民的意志时，从法理上讲，应该有全国人大的授权。人民是国有资产的实际持有者，而国有股减持无论从任何角度考量，都涉及到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利益当然就必须通过民主的程序和确定的制度加以维护。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终极合法途径，就是以人大的立法形式加以解决。已颁布实施的《立法法》中规定，有关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应以立法形式解决。

但这个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较低。国有股减持因涉及所有制变更，应属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国有股减持涉及面如此之大，可能还需要人大先行讨论，再予以授权。并且，这一部重要的法律可能需要人大全体会议进行表决。可见，由全国人大来处理“减持”问题有充分的法理与法律依据。许多股民已经在网上提出，国有股减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否则，任何一种处置国有股的解决方案都是非法的。

当上述两个可能性被排除之后，真正令人困惑的地方也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国有股减持”在"两会"代表那里是念念不忘的热点、而在国务院总理朱熔基那里却是讳莫如深的“冷点”？为什么会议代表和股民要求在“减持”问题上进行透明作业，朱熔基却坚持黑箱作业？为什么朱熔基不愿意把“减持”问题交给全国人大去处理？朱的心里到底顾忌的是什么？

把“减持”问题交给全国人大去处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好处，对五千万股民有好处，对朱熔基本人也有很大的好处。这样他可以把“减持”这枚定时炸弹抛给人大。若朱熔基继续扣留“减持”这枚炸弹，他的“减持”办法一旦对股市再次造成冲击，他恐怕就
要首当其冲了。

对于朱熔基在减持问题上的反常态度和行为，也许只有两个字可以解释：利益。正像上海人大代表、前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周芝石指出的，因减持造成股灾的正是一些人和部门“自身的局部利益”，正是中金公司的许小年、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擅自发布观点”，主张将中国股市“推倒重来”。有的股民在网上直截了当地质问：不知什么货色的专家学者推行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全流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配合大庄家巧取豪夺？是为了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还是有什么其他险恶用心？这些事跟朱熔基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以下的事实能提供一些线索：外界已经知道的是，朱熔基的一儿（朱云来）一女（朱燕来）所在的一金（中金公司）一银（中银公司）从“减持”对股市的“推倒重来”中得到了地价进场的好处，也是唯一得到好处的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刚刚在减持造成股灾之际从朱熔基那里拿到了大陆二级证券市场的入场券。（见《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和《环球企业家》）

如果上面的分析大体成立的话，朱熔基当然不能把“减持”问题交给全国人大去处理，最多只能让人大做他的“橡皮图章”，在他的“减持”处理办法上签字画押。

对朱熔基来说，顾忌的可能不仅是“减持”背后的利益真相。朱熔基平生最讨厌两类人,一类是像李鹏这样的毫无魅力的、平庸的官员，另一类是像厉以宁这样的“胡说八道的经济学家”（朱熔基在清华告别演讲中的措辞）。朱熔基与李鹏代表的正是中共官场上的两个极端的形象，在魅力、能力上构成了鲜明的反差。朱是大智大勇的表率，李是大笨大蠢的典型。而厉以宁与朱熔基唯一信任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又是死冤家活对头。在经济学界，厉是股市的最大唱好派，吴是股市的最大唱衰派。如果“能干”的朱熔基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减持”问题而到全国人大去求救于“笨拙”的李鹏、“胡说八道”的厉以宁，如果“减持”后面的小秘密再被抖露出来，朱岂不是自取其辱？其一世英名，恐怕要毁于一旦，更不用说自己会成为李鹏与厉以宁“刀俎”上的“鱼肉”了。为了防止这样的难堪局面出现，朱熔基恐怕只会把“减持”的炸弹揣得更紧。朱熔基的荣辱完全是朱个人的事情，可惜的只是，在个人的利益面前，国家的利益永远甘拜下风，以人大制度为突破口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再次坐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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