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我学习弹钢琴。我很愉快。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很热情。唯一使我不快的事是几乎所有的我的同班同学都是共青团员。只有我不是。他们每人都在胸前佩带着一枚红色的团徽。只有我没有。每星期六下午团员们都要开会，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宿舍。好几次我偷偷地哭，我恨自己的父母。是他们毁了我的一生。我常常写信问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党。他们每次给我回信，都用卑下的口气求我原谅他们。说他们正在用艰苦劳动的汗水来赎他们的罪，以便有朝一日能重新跟我团聚。每次我读着这些信都禁不住哭起来。我恨他们犯了罪。但我越恨他们，就越觉得在我心深处，我还是很爱他们的。这种矛盾撕裂着我的心，搅浑着我的头脑。在学校我从不跟任何人谈这件事，我只跟艾老师倾诉。她是这世界上唯一理解我的人。几乎每星期天我都到艾老师家。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写信责怪父母的事，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我不该这么作。
“他们肯定已经很后悔他们所作的事，你不该再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艾老师说我应该相信我所在的学校的团组织。正因为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就更需要好好改造自己，接受团组织对我的考验。艾老师的话给了我安慰和鼓舞。我满怀信心地又回到学校。
1966年的五月到了。我们都在忙着准备学年末考试。有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悄悄告诉我，我们班的团支部正在考虑我入团的事。这消息让我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报纸上开始批判所谓的“三家村”。据报纸上说，“三家村”是由三个著名的作家和记者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我们的党。大家都对“三家村”义愤填膺，纷纷写大字报声讨“三家村”，考试也不准备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形势急转直下，到了五月末，北京的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瘫痪了。我们既没课也没考试了。每个学校都发现了自己的“三家村”。在我们学校也找到了由三个老师组成的“三家村”。他们中的一个就是我的钢琴老师。他是一位和蔼的老先生，一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但是现在，据说发现他是一个反革命。我们这些他从前的乖学生，现在都毫不留情地写大字报批判他。
一天，我们学校的党总支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蓦然看见熊老师－－我小学的常识课教师－－一位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来这干什么？一种不祥之感袭上我的心。我忐忑不安地坐在他们两人面前。姓熊的绷着脸说，他是代表我原来的小学的党组织来通知我，艾老师是我原来的小学的“三家村”的成员之一。但艾老师不愿认罪。所以，现在需要我来亲自揭发艾老师的反党罪行，因为谁都知道我是艾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我常去艾老师家，所以肯定知道更多有关艾老师的情况。
姓熊的话如晴天霹雳，一下把我震懵了。
“不，不，我一点也不知道艾老师的情况。我只是去她家上过几次钢琴课。我……我……”
“听着！”我们学校的党总支书记说，“我们知道你没有参加艾华的反党黑帮，但你过去跟她关系密切，这是人所周知的事实。所以，肯定你受她毒害不小。如果你拒绝从你的脑子里清除艾华对你的毒害，这对你将是很危险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无情的，谁要是胆敢抗拒它，谁就将被它烧得尸骨无存。好好想想吧！我听说你们班的团支部正在考虑发展你入团，现在是否揭发反革命分子艾华的反党罪行正是团组织对你的一个考验。你要好好为你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难道你想为反革命分子艾华殉葬吗？”
“不，不，我不想。”党总支书记的话象一把匕首威胁着我。“但你们能告诉我艾老师，不，艾华犯了什么反党罪行吗？”
姓熊的以轻蔑的眼光看着我说：“这样吧，你跟我到学校走一趟。我让你看看学生们写的大字报。”
一进学校大门我便吓了一跳。到处都是大字报：走廊上，教室里，地板上，天花板上。几乎所有的大字报都揭发或批判艾老师。有的大字报说艾老师是蒋介石从台湾派来的间谍。有的大字报说艾老师的钢琴是一台电报发报机，当她弹钢琴的时候，就将密码发给台湾的间谍机构。有的大字报说艾老师常常邀请学生到她家喝咖啡或吃巧克力。这说明她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引诱和腐蚀学生。还有的大字报说艾老师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来腐蚀学生。例如她教学生弹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就是想鼓励学生要有个人野心。这些大字报都措辞激烈。如说艾老师是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是白骨精，是一颗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看着这些可怕的指控，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头脑混乱，实在无法将艾老师的形象和一条毒蛇联系在一起。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不知什么时候熊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
“嗯，嗯，嗯。”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这些大字报还没有击中要害。”姓熊的说。“你应该记得艾华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好好想想！如果你不想为艾华殉葬的话。”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后，我的头脑陷入了极端的混乱。我无法想象艾老师是台湾的特务。她对共产党是如此热爱，怎么可能会是反党黑帮？我记得清清楚楚，每次她谈到党，谈到毛主席，就好象谈到自己的亲人，这种感情是不能假装的。但是，大字报上说的那些又怎么解释呢？报纸上说敌人可能会隐藏得很深，甚至会钻进我们的心脏，还会化妆成美女。艾老师会不会就是这种类型的敌人呢？对了，艾老师从来没跟我清楚地谈过她的家庭，她的过去，这或许值得怀疑。她很善于伪装，从来没在我面前流露过对党、对毛主席的仇恨。但是，让我好好想想，也许能找出一些东西来。可是，可是……啊，对了，那本书！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在艾老师家吃午饭，我们两人不知聊起什么，具体的话题我想不起来了，艾老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要的是知过能改。我说这话不对，有的人就从不犯错误。例如毛主席。艾老师说：“不对！毛主席也不总是对的。例如，他年轻的时候，就信过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人都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
艾老师的话使我大吃一惊，以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你怎么知道的？”我问艾老师。
“在一本书上看到的。”
“什么书？我也想看。”我说。
“这书对你也许太难，以后吧。”
“不，不，我想现在就看。”我坚持着。
“是本旧书，用的是繁体字。”
“这对我不是个问题。我认识几乎所有的繁体字。”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最后艾老师从她的卧室里拿出一本书。这是本旧书，磨损的书皮上写着：《红星照耀着中国》。作者是埃德加．斯诺，一位美国记者。书是四十年代出版的。
艾老师非常珍爱这本书，只允许借我一个星期。但三天后我就看完了。这是一本非常精采的书，我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的自传。我知道了他的童年、青年，他的革命经历。但也有一些“大不敬”的描写让我瞠目结舌。例如，斯诺写到，他在一次采访毛泽东时，看到毛泽东当他的面解开皮带，伸手到裤裆里抓虱子。书中还写到毛泽东的妻子姓何，而不是江青。总之，书中毛泽东的形象和我在教科书和报纸上看到的形象不太一样。
我越想越觉得艾老师可疑。她对我说的那些有关毛主席也并非一贯正确的话，是想摧毁我对毛主席的信仰。也许她想让我加入她的黑帮。她让我弹她的钢琴，是想利用我为她向台湾间谍机关发报。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绝不允许艾华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字报上我写到艾老师说毛主席并非一贯正确。但我没提到艾老师借我斯诺的书的事。
第二天，我把大字报带到学校，交给了熊。他看了以后，微笑着说：“不错！现在我让人贴在显眼的地方。下星期一我们开批判艾华的大会，你可以来参加。”
星期一那天早上，我来到母校。批判大会在学校的操场上举行。熊让我到讲台上来，坐在他的身边。“今天我让你看一出好戏。”他说。
批判大会开始了。一个穿着黄军装的女学生领头呼喊了一大堆口号。然后，熊以学校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身分，宣布批判大会开始。“现在，把台湾国民党特务、反革命黑帮分子艾华带上来。”熊用他的公鸭嗓子喊道。
在一片暴风雨般的口号声中，我看到一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双手反绑的人被带上了主席台。“我的天，”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艾老师的长发被剪成了癞痢头。她的双手被涂上了黑墨。她的脖子上挂着一块黑板，上边用白字写着：“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艾华。”学生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台批判艾老师。他们中有的人往艾老师脸上吐痰，或者用脚踢艾老师，以显示他们的深仇大恨。有好几次，艾老师被沉重的黑板压得站立不住，几乎要摔倒，但马上被旁边两个看押她的学生提了起来。此时一个戴眼镜的女学生走上台来，指着艾老师的鼻子问：“为什么你胆敢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一贯正确？你居心何在？”艾老师无法抬起被两个学生摁着的头。她不回答。这个女学生又问了一遍，艾老师还是不回答。女学生便回头来问我道：“是不是反革命分子艾华跟你说过反对毛主席的话？”我点点头，“是，她说过”。这个女学生便开始呼喊口号“反革命分子艾华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台下都跟着呼喊。突然，这个女学生脱下一只鞋子，猛然地狠命抽向艾老师的脸。只见一缕鲜血立即从艾老师的鼻子里流了下来。这女学生又猛抽了两下，只见艾老师两腿一软，便倒在台上。旁边的两个学生试图把艾老师拉起来，但一拉起来，艾老师马上又倒了下去。这时，那个女学生穿上鞋，振臂高呼道：“绝不允许反革命分子艾华装死！”大家也跟着她喊起来。这时候，艾老师挣扎着站了起来，踉跄着走近话筒，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不是反革命，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没等艾老师说完，熊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喊道：“绝不允许反革命分子艾华继续放毒！”那个女学生又脱下鞋，朝艾老师的头、脸猛抽，直到艾老师重又倒在台上，再也不动了为止。
批判大会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了。艾老师被人从台上拉下来，拖到三楼的一间女厕所，被扔在了地板上。当我从那经过时，从敞开的门里看见艾老师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头上、衬衫上都蘸满了鲜血……
我的心感到一阵绞痛。我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泪水夺眶而出。我对着苍天喊道“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天，乘看守的学生不注意，艾老师从三楼女厕所的窗户里跳了下去，死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又有谁会注意一个普通的小学音乐教师的悲剧呢？
当我讲到这，Evelyn猛地从床上站起来，想走。我拉住她说：“冷静点！我还没说完呢。”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文化大革命的风向忽又变了。毛主席也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炮打司令部》。
报纸上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学校，以前的那些被打成“黑帮”的老师，现在都被解放了。而学校的党的领导人，却被指控为“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批斗、毒打、凌辱，一如他们以前对待那些黑帮一样。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天下午，我上街去买酱油。（学校的食堂处于半瘫痪状态，我们常在宿舍自己做饭。）远远地听到锣声。我没太注意。那年月，每天都不知有多少人被批斗、游街。我骑着车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猛然看见一队人，簇拥着一个戴高帽的人游街。当队伍走近我时，我看见那个戴着高帽被游街的人正是熊。他一边走，一边用被涂黑的双手敲着锣。每敲一下，便喊一句：“大家快来看！我是个走资派。”“帮……！”“大家快来看！我是一个大淫棍。”“帮……！”
“大淫棍？”我觉得很奇怪。于是离开游街队伍，骑车到母校去。学校里仍然到处是大字报，但容却是批判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熊。几乎所有的大字报都指控熊利用职权，猥亵和奸污了不少女教师。对那些拒绝了他的淫欲的人，他便加以报复。有一张大字报说熊应对艾老师的死负责。大字报说熊利用艾老师入党心切的心理，常常要艾老师到他的办公室“汇报思想”。逐渐地熊便对艾老师动手动脚，遭到艾老师的拒绝。但熊仍不死心。最后，艾老师忍无可忍，到上级那告了熊的状。熊于是怀恨在心，常给艾老师小鞋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熊认为报复艾老师的机会到了，他利用学生的狂热和无知，怂恿他们发挥想象力，诬蔑艾老师是台湾特务，说什么艾老师利用弹钢琴向台湾发报，但这些诬蔑都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熊便威胁艾老师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胁迫他控告艾老师攻击毛主席。但是，怎么可以相信一个受威胁的学生的话呢？最后，大字报的作者要求为艾老师平反，要求追究熊迫害艾老师致死的责任。
看完大字报，我感到一阵眩晕，几乎站立不住。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心里极为难受。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是个凶手。
当我觉得好受一点，便站起来朝大门口走去，正好看见一帮学生正在戏弄熊。他们把一根竹竿搁在大门口的两把椅子上，命令熊从竹竿底下爬过去，不许碰到竹竿。熊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大木牌，笨拙地试了几次，怎么也无法从竹竿底下爬过去。他跪在学生们的面前，求他们饶了他。但学生们就是不答应。这时他大概是再也受不了了，大声吼道：“我是一个人，不是一条狗！你们不能像对待狗那样对我！”
“你不是人，你是猪！”学生们吼道。一个学生给了熊一个巴掌，吼道：“给老子继续爬！要不，老子揍死你！”
熊好像是疯了一样，猛地把高帽和木牌往地上一掼，狂吼道：“我不想活了，你们杀了我吧！”
学生们立即像一群饿狼撕咬一只羊似的一拥而上，拳脚棍棒交加地对熊一顿猛揍，熊顿时就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头上、嘴里流了出来。
我明白，像这样揍下去，熊肯定是活不了了。我情不自禁地吼道：“住手！”
学生们立即把我团团围住：“你是谁？不想活了？”
“我是‘三司’的。”那时，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中，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最吃香。
当然我说的是假话，为的是唬住学生们。我从裤篼里掏出一个“三司”的袖章，戴在臂上。这个袖章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弄的，为的是出门时可以护身。
学生们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袖章，仍然半信半疑。于是我高声说：“我怀疑你们之中有人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分子。”
“谁？”他们问。
“谁？那些想打死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我指着熊说道。
“为什么？”他们大惑不解。
“你们学校一共有多少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个，就是他。”一个学生答道。
“他要是死了，你们斗谁去？你们怎么揭发他以前犯下的罪行？实际上，你们正在帮助他逃脱文化大革命的清算。”
学生们低头想了一会，然后说：“你说的有道理。”
他们命令熊回家去。“准备好参加下一次斗你的大会。”
就这样，熊捡了一条命。
十四年以后，一九八零年，在一次有关音乐教育的会议上，我又见到了熊。他已经成为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在会议结束时的冷餐会上，熊手里拿着一瓶茅台走近了我。
“我是熊。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我应该以这杯茅台感谢你。那次要不是你的干预，我就活不到今天。来，干杯。”
我接过熊递过来的茅台，一把撒在他的脸上。
“滚开！”我说。
一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了熊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知道因为艾老师的死，我恨他。对他来说，艾老师的死也是良心上的折磨。他想跟我说的正是这件事。
那个星期天，按我们事先的约定，我在北海公园的西门见到了熊。他交给我一个大信封，然后开始了他的叙述：
“这个信封是一个红卫兵在抄艾老师的家时找到的。红卫兵说那是无线电密码，要带回学校去破译。那时我也在，我看了一眼，知道只不过是乐谱罢了。但那时我一心只想报复艾老师，所以什么也没说。我注意到在乐谱的第一页的左上角有一行秀丽的小字：‘交乌立希’。那时我才想起利用你来整艾老师，所以不想让红卫兵怀疑你。于是我乘人不注意，把第一页撕了。
破译失败之后，红卫兵把乐谱放在了我的办公室。再也没有人对这些‘密码’感兴趣。艾老师死了之后，我感到很后悔。我只想报复报复，并不想害死她。在我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前，一天，我把乐谱带回了家，藏了起来，作为对艾老师的纪念。但是，按照艾老师的遗愿，这个乐谱属于你。你得意识到，我也救了你一命。即使是无意的。想想要是红卫兵发现那个‘密码’是交给你的……”
我不想再听熊的叙说，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马上意识到那是艾老师不愿教我的《吴钩月》的乐谱。
“怎么？你不是告诉我在你的一再坚持下，最终我妈妈不是教你了吗？”Evelyn睁大眼睛问道。
不完全是这样。我是一再坚持，但艾老师总是说她已经答应她父亲不教给任何人。
大概在我小学快要毕业的那年春天，一天，艾老师没有来上课。来代课的另一位女老师告诉我们艾老师病了，住院了。
那天下午，我买了一些水果，赶到了医院。我进病房时，看到艾老师正斜靠在病床上。一见我，艾老师高兴得亲了我一下。
“你知道吗，”艾老师说，“昨天晚上我差点死了。”
艾老师告诉我，昨晚上，她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疼，几乎昏过去。在邻居的帮助下，叫来了救护车。经诊断，是急性阑尾炎，要马上住院开刀。医生说，如果再晚来十分钟，就没救了。
“不！”我情不自禁地嚷道。“您不能死！”
“如果我死了，你会想我吗？”艾老师问我。
“您不能死！”艾老师会死的想法让我害怕。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忘掉我吗？”艾老师追问道。
“如果您真的死了，我天天到您的坟墓上献上一束花，为您哭一场。”
艾老师听到这不禁笑了。这时，我想起一个问题。“艾老师，如果您死了，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拉《吴钩月》了。”
艾老师并没有为我的愚蠢问题而生气，反而笑着问我：“这很要紧吗？”
“对，很要紧。”我认真地回答道。
“那这样好了，我死之前教你《吴钩月》，好吗？”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是戏言吧？”
“绝不是！”艾老师说。
看着眼前的大信封，医院里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艾老师恪守了她的诺言，在决定自杀之前，为我写下了《吴钩月》的乐谱。但未能及时地交给我。
“那么，你是从我妈妈留给你的乐谱那学会《吴钩月》的？”
“是的。”
“你不会拉开头的一段，是因为那该死的熊把它撕掉了？”
“是的。”
“为什么跟我撒谎？”
“因为事实是我心灵深出的痛苦创伤，我不愿触动它。还有，我怕失去你。”
两人相对无言。过了约一刻钟，Evelyn问我：
“那乐谱在你这吗？”
“对，在我这。”
Evelyn忍着啜泣，仔细地看着乐谱，泪水象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我知道你此时的感受。原谅我！”我说。
“不！”Evelyn嚷道！
我没想到Evelyn会如此反应。“但你答应过我的……”
“你做的那些好事，你说的那些谎话，还想让我原谅你？我妈妈待你如亲生儿子，而你却背叛了她。”
“不，你错了！”我像一个听了宣判后的犯人那样喊了起来。“你不能这样说我。”我对Evelyn说。“是的，艾老师待我如亲生儿子，但我并没有背叛她。相反，我之所以对不起艾老师，恰恰是因为我不折不扣地听了她的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恰恰是艾老师教我作我作了的事！在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只有两人－－我父亲和艾老师。从小，我父亲就教我要作毛主席的好孩子。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比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即使后来被打成了右派，我父亲在他的每一封来信中总是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要听毛主席的话。艾老师也总是说毛主席是中国的大救星，毛主席和党给了我们真正的生命。我们应该相信党，依靠党。艾老师每个月写一篇思想汇报给学校的党组织。在思想汇报中，她向党组织坦白一切。在他们两人的影响下，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就是毛主席和党。所以，当熊代表党组织告诉我艾老师是黑帮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受到的教育告诉我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党的领导说的。要知道，那是一个发疯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把自己的头脑扔掉了，只用毛主席的头脑思考，行动。你要理解，你要是我，也会作同样的事。你要明白，在那个年代，儿子检举父母，或者妻子检举丈夫是极为平常的事。”
“对，你说的我都能理解。”Evelyn说。我一听马上又抱着希望说：“那么，你原谅我了？”
“不！”Evelyn说。“你对我妈妈作了这样的事，我怎么能原谅你？我妈妈被打得头破血流，而你却坐在那无动于衷。你真是冷血动物。我真是瞎了眼和你这样的人交往。现在，对不起，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但这是我的家啊。”我说。
“那我走。”Evelyn抄起电话叫了一辆出租到机场。
“你还要去中国？”我问。
“对，我要去找我母亲的骨灰，我要报复那该死的熊。”
就这样，Evelyn走了。临走前，她从背包里拿出我送她的蝎子玩偶，往地上一掼：“你比蝎子还狠毒！”这就是Evelyn最后的一句话。
圣诞节后的一天，Evelyn家的菲律宾保姆给我打电话，说Evelyn的妈妈从非洲回来了，想和Evelyn谈谈。我告诉她Evelyn已经去了中国。
一天，我正在音乐学院的教室里弹钢琴，我的老师进来告诉我外边有一个太太想见我。
我出了教室，看见走廊里有一个穿着白狐狸皮大衣的女人。从远处猛一看，轮廓很像艾老师。走近了才看清楚不是艾老师。但两人的相像使我惊叹不止。她自我介绍说是Evelyn的妈妈。她很着急。她说Evelyn的爸爸很忙，现在不能回意大利，她问我Evelyn出了什么事，Evelyn找到了什么照片。她从菲律宾保姆那听到了照片的事，但不知道是什么照片。
在音乐学院对面的一家酒吧里，我向Evelyn的妈妈叙述了照片的事以及我怎么认识Evelyn的。我也把艾老师的事全告诉了Evelyn的妈妈。
Evelyn的妈妈很紧张地听着，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当我说完以后，她把烟头一摁，说：“好吧，我把实话都告诉你。”接着，就开始了她的讲述。
一九四九年春，上海一片混乱。大家都认为共产党肯定要打到上海，很少有人还相信国民党说什么上海的城防“固若金汤”的宣传。有钱人纷纷外逃。我父亲是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接到命令带着家眷撤退到台湾。但是，我母亲却决定把我和我哥哥爱中送到英国伦敦她哥哥那，也就是你的艾老师的爸爸那。我舅舅那时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当一秘。那时我正上高中，我哥哥爱中正在上大学二年级。我很高兴能去伦敦学习，而我的哥哥爱中却不太高兴。在他的大学，有很多共产党学生，其中一个成了爱中的好朋友。爱中在这位朋友的影响下，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当然，对此我父母一无所知。爱中想留在即将解放的上海，但后来，大概是他的共产党朋友们劝他出国深造，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因为爱中想学核物理。总之，虽然不情愿，最后爱中还是和我一起去了伦敦。
在伦敦，我们住在舅舅家。我和舅舅的女儿爱华同岁，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哥哥爱中进了牛津大学学习，只有星期天才回家。我和爱华一起上高中。
晚上，舅舅常常带我和爱华参加舞会。这些舞会都是在舅舅的同事－－各国的外交官的家举行的。舅舅很为我们自豪，因为晚会上所有的人，特别是各国年轻的外交官都争着要和我们跳舞。舅舅很喜欢我，总是把我当作他的小女儿（我比爱华小几个月）介绍给大家。正像一句中国成语所说的：“外甥多似舅”，我长得很像舅舅。
正是在一个这样的舞会上我们认识了一个叫Tiziano的年轻的意大利外交官。Tiziano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有着一颗温柔的心。像他这样柔情似水的男人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未见到过第二个。而且，他是那么聪明，那么博学……哎，我不知该怎么向你形容。我和爱华都爱上了Tiziano。但是我们两人互相并不吃醋。对我们两人来说，这是一种带点幼稚的、童话般味道的爱情。
Tiziano更喜欢爱华。爱华比我更成熟。她四岁丧母，因而更善解人意，性格中带着几分幽怨。Tiziano非常欣赏这些。所以，当有一天爱华向我透露说她怀孕了，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当爱华和Tiziano结婚时，还是我当的女傧相。
不久，Evelyn就出生了。Evelyn长得很漂亮，既像她妈，也象我。大家都取笑说Evelyn是我的女儿。爱华觉得这很可笑。开玩笑说这是因为当Tiziano和她作爱时，想的是我。我知道这是玩笑话，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玩笑让我觉得好受些。
“你在笑我吧？”Evelyn的妈妈问我。
“不，不，是爱华的玩笑让我觉得好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讲这些。哎，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Evelyn出生后，为照顾孩子，爱华放弃了大学。但她想温习温习汉语。她问我借一些中文书看。我就把爱中的一些中文书借给了爱华。其中有一本从俄语翻过来的小说，叫《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作者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另一本叫《法尼娜•法尼尼》，是司汤达的小说。
一天下午，我从大学下课后，到爱华家去看看我的“女儿”Evelyn。当爱华给我开门时，我看见她两眼红红的，好像刚哭过。我问她是不是跟Tiziano吵了架，她说不是，是她正在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被感动了。
那时候，我哥哥爱中正在上牛津大学的核物理研究生课程，住在大学宿舍，只是星期天有时候回来。哥哥长得越来越帅，正是少年意气，英姿勃发。在牛津不知有多少女孩追他。星期天爱华和Tiziano常来舅舅家，这样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
一九五五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我们聚在舅舅家的花园里吃午饭。席间，爱华问爱中毕业后想作什么，爱中想都没想脱口回答道：“回中国。”
大家都一怔。“别这样看着我。我没疯。”爱中对大家说。
“你决定了吗？”Tiziano问。
“决定了。”爱中回答道。
“你会后悔的。”我说。
“我绝不会后悔的。”爱中说。
“回中国后你作什么呢？”爱华问。
“我可以当教师，当工人，当农民，总之，我要为新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时，我问舅舅说：“舅舅，您的意见呢？”
舅舅呷了一口茶后说：“或许到了我跟你们说你们的大伯的故事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伯？”爱中、爱华、我都瞠目结舌。我们从没听说过有一个大伯。舅舅继续说道：
你们的爷爷共有二男一女：老大是你们的大伯，老二是我，老三就是你们的妈妈。三人中属老大最聪明。十七岁就考上了日本官费留学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马上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中国，在我们老家组织了全省第一个农民协会。他鼓动农民起来反对地主的剥削。他试图说服我父亲把自己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但我父亲骂他是不孝之子，是“骼膊肘往外拐。”于是，我哥哥就要求我父亲把他自己的那份该继承的田产分给他，我父亲同意了，但宣布从此不认这个不肖之子。我哥哥就把他那份田产全分给了无地的农民。此举为你们的大伯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我们老家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所有的地主的土地都被农民协会没收了，包括我父亲的土地。我父亲很气，有一次和村里农协的主席吵了起来。于是，农协便决定召开全村大会斗争我父亲。为了打下父亲的嚣张气焰，农协要在大会后让我父亲游街，要父亲戴上纸糊的高帽，边敲着锣边高喊：“我是个土豪劣绅，我再不敢跟农协作对了。”
戴高帽游街本是中国农村传统的惩罚小偷和淫妇等的办法。现在农民用它来惩罚地主。我父亲从未想到有一天也会轮到他来尝尝这种惩罚的滋味。他气得直哆嗦，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如果农协真的让他戴高帽游街，他就自杀。我母亲着急了，连夜赶到省城去找女儿，也就是你们的妈妈。那时你们的妈妈刚结婚，和你们的父亲住在省城。你们的妈妈马上去找她哥哥，也就是我大哥。那时大哥已是省农协的秘书长。你们的妈妈跟大哥说了村子里发生的一切，请大哥想想办法避免父亲的自杀。但大哥说：“我是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不是地主协会的秘书长。我不能为一个地主说情。即使他是我父亲。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吗：‘耕者有其田’。父亲不是老是说他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吗？那为什么反对孙先生的政策呢？”
你们的妈妈回答说：“但孙先生也没说过可以用封建的非人道的惩罚手段来羞辱一个人。”
大哥说：“这是因为过去父亲待农民不好，羞辱过他们，现在他们得泄泄气。”
你们的妈妈回答说：“这不对。以我亲眼所见，父亲总是帮助穷苦农民，常借钱给他们。父亲还为村里作了不少公益事业。如办小学，修路修桥……”
大哥有点生气了，说：“对，你说的或许是真的。我也不否认父亲在他一生中作过几件好事。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父亲是一个地主。是反封建主义斗争的对象。你不知道什么是革命。革命不是酒宴，更不是舞会。革命是暴力行为，是战。在战争中，你怎么能区分哪一枪是打对了，哪一枪是打错了？战争就是战争！你懂吗？我的小姐。”
你们的妈妈回答说：“我不如你懂那么多大道理。但我知道父亲也是一个革命者，参加过著名的广州黄花冈起义。在攻打总督衙门时被子弹打掉了一个耳朵。那时你在哪？”
大哥无以对答，但气得满脸涨红。
这时，一个在办公室写东西的姑娘站了起来，走近大哥，说：“你冷静一点，我来跟你妹妹谈谈。”
这姑娘是大哥的未婚妻，叫夏明。夏明和你们妈妈出了门，对你们妈妈说以她所见，最好的办法是说服父亲到省城来避避风头，也不必告诉大哥。你们的妈妈想了想，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于是，我父亲被迫离开乡下，来到省城，躲到了我妹夫的一个朋友的家。这样，我父亲避免了一场羞辱或自杀。
一年以后，蒋介石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我大哥和他的未婚妻夏明在南京被逮捕。当我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好像忘了他和大儿子之间的恩怨，马上发了一封电报给老朋友蒋介石请求赦免。蒋介石马上给父亲回了电，说只要他的大儿子和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一封悔改书，保证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共产党的活动，马上就能获得释放。否则，就枪毙。
父亲马上让你们的父母赶到南京的监狱里说服大哥和夏明。但他们不愿见你们的父母。只是通过看守交给你们父母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这是屈原《离骚》里的句子。
诗句下边，还有一行小字：“余友郭天龙夫妇，双双遇难。留有一婴。望全力寻之，并抚育成人。切嘱。”
几天后，大哥和夏明在南京的长江边上被枪毙了。消息传到老家时，我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一会两行老泪滚滚而下，喃喃道：“像我，像我。”
我母亲却哭着喊道：“该死的蒋介石，还我儿子！”
两个月后，我母亲因伤心过度，死了。母亲死后两个月，我父亲也死了。临终前，父亲把我们都叫到床前，对我们说：“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国人总是勇于战而怯于外争。此国之所以不昌也。你们要向我保证，从你们的儿女起，绝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战。要为中国脚踏实地地作点实事。”当我和你们的妈妈答应后，父亲双眼一闭，与世长辞了。
你们的妈妈遵照大哥的遗嘱，到处打听郭天龙夫妇留下的婴儿，但谁也不知道在哪。我和你们的妈妈到处找，最后，在郭天龙夫妇原来住的公寓的门房那找到了。原来，郭天龙夫妇被逮捕时，把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托付给了门房。门房没有儿子，爱这个孩子如己出，不愿交还给我们。你们的妈妈不得不付了一笔可观的钱。那时，你们的妈妈还没有孩子，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子，给他起了个名字“爱中”。就是爱中国的意思。我们决定把这个秘密保持到爱中结婚时为止。但今天我觉得到了该说出来的时候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理想而活。如我父亲、大哥和夏明，还有他们的好友郭天龙夫妇。另一种人为自己而活。如我。但我钦佩那些为着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活着的人。如果我没弄错，爱中今年二十八岁了。你已是成年人了。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你的亲生父母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献身了。现在你要回去建设她。我没有任何可反对的。但我希望你记住爷爷的话：“绝不要让自己卷入任何形式的战。要远离政治，要为我们的国家作一点具体的实事。”
舅舅说着，拿出大伯和夏明的照片给我们看，还有他们临刑前写的纸条。爱中颤抖着双手，看着照片和遗言，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午饭后，我和爱华洗碗时，爱华低声对我说：“可怜的爱中！也许最好不告诉他事实。”
在爱华的坚持下，我也看了《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本书。“你觉得怎么样？被感动了吗？”当我看完了的时候爱华问我。
“对，是一本感人的书。但我并不同意保尔．柯察金的看法。我认为人的生命本身并没有什么目的。我们的生命跟一棵草，一只麻雀的生命没什么两样。麻雀每天寻食、玩耍、交配、喂养子女，然后是死亡。但你能说它的生命就没有意义吗？在上帝的眼里，如果有上帝的话，一只麻雀的生命跟一个人的生命是一样有意义的。再说，为什么生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呢？人类的头脑习惯于想作每件事都要有一个目的。做饭是为了吃；学习是为了毕业等等。但⒉皇鞘澜缟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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