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官方媒体披露的杨前线的言词，多维社记者发现与赖昌星在接受《远华案黑幕》作者盛雪采访时的介绍的情况接近。而中国检察机关指控杨前线受贿，也只是一部“凌志”牌400黑色小轿车和一张华南虎皮。
不过，北京天讯网发表署名海韵的报导说，在赖昌星走私大案中，原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杨前线从不隐瞒自己与赖昌星是“好朋友”。
杨前线几乎全部推翻了法庭的指控。他反复强调，他与赖的关系是朋友关系
杨前线与赖昌星认识，是80年代中期的事。杨前线任泉州海关关长时，与赖昌星的关系更加密切。当时，他们曾联络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界老板，创办所谓猪蹄协会，杨前线任“会长”，隔三差五召集大家联欢，啃猪蹄、喝烧酒、调侃斗闹，默契投缘。杨前线“从政”、赖昌星“经商”，二者结成政治、经济利益的共同体－－－赖昌星利用杨前线作为一关之长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和便利条件，策划走私，投机取巧，大发不义之财；而杨前线又利用赖昌星雄厚的财力攻进更高层次的官场，为自己搭就向上爬的阶梯。
杨前线能当上关长，能有今天的飞黄腾达，赖昌星确实出了不少力。赖昌星为杨前线的公关和向上“进贡”，提供了大量的“物质保证”。杨前线要到北京，赖昌星送到机场托运的“路易十三”洋酒就以成箱计算。一心想官运亨通的杨前线，怎能不为赖昌星的“行侠仗义”而深深感动。
1998年下半年，打私风暴席卷华夏大地。杨前线为赖昌星出主意，要他先避避风头，相对减少在厦门关区经营的走私业务，想办法往北方移动。为此，杨前线还带着情妇周兵和赖昌星“北巡”了一圈。其结果是：赖昌星没有收敛在厦门关区的走私活动，反而在北边又增加了些走私据点。
1999年6月17日至8月13日，杨前线13次与逃往境外的赖昌星通电话，分析形势，商量对策，企图阻止专案组工作的开展。杨前线一再提醒赖昌星，要把远华留在香港的进口货物的小提单全部销毁掉，以免留下把柄。
杨前线从不隐瞒自己与赖昌星是“好朋友”。在北京接受审查期间，杨前线反复替远华公司担保其清白和优秀，他拍着胸脯发誓：远华公司连进口经营权都没有，怎么可能走私？
一场等待很久的世纪大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
2000年9月17日上午，位于厦门湖宾北路的市中级法院戒备森严。这天，开庭审理的是“头号种子”杨前线。
杨前线故作姿态，他走进法庭时侧身朝观众席上熟悉的人点头微笑，依稀当年气壮山河的模样。近8个小时的法庭审理，站在被告席上的杨前线越来越紧张、惊恐，手不时地哆嗦，说话语无伦次。当然，有时也显得镇静，不停地为自己辩解。
在此之前，互联网上有不少耸人听闻的信息，说杨前线受贿达亿元，有的说达几千万元。而检察机关指控杨前线受贿，其实只是一部“凌志”牌400黑色小轿车和一张华南虎皮。
杨前线几乎全部推翻了法庭的指控。他反复强调，他与赖的关系是朋友关系。杨前线最后在法庭上甚至慷慨激昂：“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一粟，厦门关区发生如此重大的走私行为，作为关长，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知道赖昌星在搞一些走私，但没想到做得如此之大，据说是500多亿。我感到痛心疾首。给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我愿意以死谢罪。但我个人绝没有主观故意。我与赖昌星是好朋友。如果我收他的钱，哪怕是100块、1000块，我也认了。就是死，我也要死个明白呀。”
而远在加拿大的赖昌星也与杨前线“灵犀相通”，遥相呼应。他通过电话告诉专案人员：杨前线和庄如顺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你们中共里最廉洁的公务员。他们没收我一分钱，没为我办一件事。如果你们把我抓回去，别人的事我都会讲，他们俩的事我一句都不会讲。
赖昌星为杨前线“两胁插刀”；杨前线反过来为赖昌星“赴汤蹈火”。
杨前线至死不悔，他在看守所接受《焦点访谈》记者采访时，镇定地回答：“我不后悔，我是他（赖昌星）最好的朋友……”
杨前线被一审判处死刑。赖昌星在异国他乡兔死狐悲，他装出迷惑不解的样子，在电话中问专案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判杨前线死刑？我走私的事，与他没有多大的关系。他最多也是默认罢了，并没有参与，都是我找海关下面的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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