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的傳說中，常以鑄鼎與文明相聯繫，以九鼎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徵。例如傳說作為「文明初祖」的黃帝在取代了神農氏以後，「獲寶鼎，迎日推筴」（《史記•五帝本紀》），還說「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成而升仙（《史記•封禪書》）。
關於夏王朝統治者夏後氏自出之祖大禹，更有傳說他治水成功，「九州攸同」、「四海會同」（《尚書•禹貢》），鑄九鼎成為夏商週三代傳國之寶。
那麼，中國古代關於鑄鼎的傳說與中華文明的進程是否有關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禹鑄九鼎」的傳說，利用現代考古學知識很容易判定它是「偽古史」。但是如果梳理有關傳說，區分其時代，追溯其祖型，就可以發現這個故事，正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一個典型事例，它是逐步形成的，卻不是任意的偽造。
關於九鼎，較原始的記載見於《左傳•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兵至伊川伐陸渾戎，然後至洛水，在周王室的境界內陳兵示威，「問鼎之大小、輕重」，從而引出一段關於九鼎的傳說。
《墨子•耕柱》則記載夏啟令蜚亷在昆吾鑄造一件作為祭器的方鼎，鑄造前佔辭得「逢逢白雲」之兆，相傳夏鼎數百年間相繼「遷於三國」，「夏後、殷、周之相受」，應驗了這個卜兆。說明至少在墨子的時代，已有夏啟所鑄的鼎，就是後來所謂的「九鼎」之說。
用鼎作祭器或禮器是源遠流長的，禮儀起源於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禮器也脫胎於生產生活用具。鼎，是我國古代社會出現很早的炊器，在不少地區一直延續到商周。《墨子》表明夏啟之時，鼎已作為祭器或神器了。在商代同樣如此，不僅《說苑•君道》記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天大雨，在殷墟甲骨文中也有求雨用鼎的記錄。在周代，重大祭典的重要的祭品也是要放在鼎中的，《逸周書•世俘》記載，武王滅商後，回到宗周告廟獻俘，殺祭了商王朝百名高級官員，其儀式包括將人頭放在鼎中，由參與祭祀的「小子」、「邦君」奉上祭臺。
現在知道鼎在商周是重要的禮器、祭器，在夏代乃至商初還是人神交通的神器，再向上追溯，原始宗教時代，鼎還可能與交通人神的法器的有關。這是「禹鑄九鼎」說產生、演化的基礎。
在古代社會，鼎是祭器，但不是所有亡靈都可以祭用鼎，尤其到了周代，總結了商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反對奢靡飲酒之風，在禮器中更重視食器。根據西周的禮制，各種禮樂彞器的使用都要因貴族身份和禮儀規格不同而有嚴格的限制，用鼎制度更佔有核心的位置，即《春秋公羊傳註疏》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漢何休注所說的「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這應是鼎被賦予了超越其實用功能的象徵意義的前提，即隨著用鼎制度的確立，鼎成了權力象徵，「九鼎」則為最高權力的象徵。楚莊王用問鼎之大小、輕重來表達他北上圖霸的意圖，戰國七雄逐鹿中原，更不斷向周王「問鼎」、「求鼎」都是明證，而周王為了自保，不斷神化「天子九鼎」，使它成為禹之所鑄，遷於三國的寶器。
秦漢以後廣泛流傳禹鑄九鼎傳於商周的故事，如《史記》說「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用於祭祀，「遭聖則興」，周滅亡「鼎乃淪伏而不見」。《資治通鑒外紀》更說「禹復為九州，收天下美銅，鑄為九鼎，以像九州」。大禹治水不僅使九州恢復了生機，而且加強了各地的聯繫。九鼎就是由九州的貢金所鑄，所以可引申為國家統一的象徵。它遭聖則興，亂世淪伏，因此不僅是統一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徵，還是盛世的象徵。
秦始皇、漢武帝都曾希望得到「九鼎」，《史記》記載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初並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又南登琅邪，「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至漢，先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方士新垣平說：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汾陰有金寶氣，周鼎要出現了，要在汾陰南，臨河建廟迎周鼎。後新垣平因詐稱「金寶氣」等事發被誅殺，並株連其家室宗族。但武帝即位以後繼續迷信鬼神，方士們在新垣平鼓吹迎取周鼎的五十年後，詐稱汾陰出土寶鼎，獻於武帝，武帝大赦天下，改元元鼎。
秦始皇、漢武帝都沒有得到傳自禹的「九鼎」，其後的帝王不再繼續尋找，卻「每有冶鑄九鼎之議」，《資治通鑒》載武則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鑄成九鼎，徙置通天宮。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髙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兗、青、徐、揚、荊、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髙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寫其州山川物像，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二十一斤。《宋史》記載宋徽宗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漢津之說，備百物之像，鑄九鼎，「取九州水土內鼎中」，置於九成宮；後又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大舉入侵，北宋帝后及宮中之物一併被擄。
從秦漢唐宋帝王的求鼎、迎鼎、鑄鼎可知，自秦統一中國以後，對九鼎的重視主要集中於它的「遭聖則興」和「以像九州」，賦予它國家統一和強盛的象徵意義。
利用現代的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知識，可以知道在中華大地製作交通人神的祭器歷史非常悠遠，商王朝以前的夏代已經有了青銅容器的鑄造。古代社會鑄造銅器前要進行占卜，占卜，就會有命辭、佔辭，甚至驗辭，因此夏後氏鑄造了一件祭器，得「逢逢白雲」之兆的傳說是有可信性的。從漂浮四方變成傳於三國，從一鼎變成了九鼎，從神器變成了權力的象徵、盛世的象徵、九州一統的象徵，這些變化不僅可以從它的祖型上找到生長點，更和不同時期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
九鼎傳說的祖型，說明在夏代執掌最高行政權的夏後，同時執掌最高宗教權，商代依然如此，有甲骨文以及關於湯禱祈雨等古史傳說為證，可見夏商延續了原始社會末期首領人物也是大巫的遺俗。
據今所見商代王朝占卜機構留下的卜辭，基本上只見「王佔曰」，只有王能掌握神諭的解釋權。至周，開啟了禮樂文明，建立的新秩序，包括用禮制規範統治階級的行為，而鼎變成了九鼎，神器變成了權力的象徵，正是在這樣社會背景下完成的。
所以，「禹鑄九鼎」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然而卻也不是任意的偽造，追尋它的形成過程，依然可以發掘出某些真實歷史的素地，對於認識中華古代文明的形成發展有所啟示。
来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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