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中午，周先生帶著90多歲的老母親駕駛一部本田Civic轎車，沿著Midland Avenue北行接近Passmore Avenue附近的時候，據周先生聲稱，一輛編號為7340的公交車因為要在Passmore左轉，因此從右線並到他所在的超車線（左線）。他覺得在並車的過程中公交車擦到了他的右側倒車鏡，事情發生之後公交車並未停下，周先生於是驅車鳴笛追車，他表示當時還有另外一名目擊者，也駕車緊隨其後和他一起追趕公交車。
追公交車追出官司來
周先生告訴記者：公交車後來在Silver Star Blvd夾Steeles Avenue East路口的公車站停下，周先生把他自己的車斜橫在公交車前，下車和司機理論。駕駛公交車的黑人女司機下車後問了問情況，她表示不知道曾經和周先生發生碰撞，她車上還有很多乘客，因此不能在此久留，隨後轉身就走。
周先生稱，當時他聽到司機說到車上有很多乘客，就想上公交車找乘客來作證人，不料遭到對方阻攔，雙方為此發生了激烈爭執和肢體接觸。據周先生聲稱：那名司機還動手打了他幾記耳光，為了自衛他曾經抓住對方的雙手。女司機登上公交車後立刻按了報警按鈕，TTC的管理人員和多倫多警隊42分局2部巡邏車先後到了現場。周先生表示，TTC的管理人員先到，並和願意作目擊者的另一名男子談話。他聽到那名管理人員講，車上有很多攝像頭，要證人沒有確切把握不要亂說。隨後證人就駕車離去了。
周先生告訴記者，警察抵達現場沒有聽他說話，一名警察把他頭按到警車上，他幾次試圖解釋，警察都勒令他不要說話，要老老實實把頭貼在車蓋上，然後給他戴上手銬押進警車內。
周先生說，當時他90多歲的老母親站在警車外面，急得喃喃自語。之後記者聞訊後抵達現場，記者曾試圖幫助她和警察溝通，警員當時表示事件正在調查。
周先生告訴記者，他在警車裡呆了半小時左右被放了出來，他聲稱警察沒有給他辯解的機會，也沒有錄口供，只是詢問登記了他的身份數據，根據司機的報警就指控他襲擊罪，要他五月份出庭。
周先生表示和他一起追車的目擊證人，後來和TTC到現場的主管談了幾句之後就走了，之後他再打電話也找不到人了。記者根據周先生提供的電話，曾試圖與這位被稱為「證人」的人聯繫，但對方不願意與記者交談。
周先生稱，他現在失業在家，沒有任何收入。事發當日下午他諮詢了小區法律援助機構，因為他有房子而不符合標準，因此僱用律師成了他頭疼的問題。此外當時的目擊證人也找不到了，雖然車上有不少華裔乘客，但他一個也沒聯繫上。他本人估計車上的華人乘客可能怕麻煩，不願意找事，他擔心在沒有證人的情況下 自己有口難辯。
民眾投訴有法可循
記者當日曾在現場向處理案件的警員詢問，該警員表示不願意就此發表看法。 TTC現場調查人員對記者表示，周先生的車輛並沒有什麼撞車的痕跡。記者按照周先生指引，在周先生車右倒車鏡的邊緣看到一個擦痕。
本報記者隨後採訪了多倫多警隊華裔小區聯絡主任陳楚標，他表示一般來說損失低於千元的車禍不需要報警，但是如果是類似公交車這樣的屬於政府所有車輛捲入的事故，則可以報警處理。
周先生稱，他是在案發次日凌晨1時30分左右，經過與事故報告中心聯絡後，被轉介到42分局的。周先生告訴記者，當時一名男警員接聽了電話，表示這宗事故在千元以下，他們不予受理。後來他得知如果事故涉及公交車也可以報警，遂於4月2日下午再次致電42分局。這次是一位女警員接聽了電話，表示這種情況可以受理，但是已經超過了24小時的報案時間，因此無法受理他的報案。
周先生稱，4月初他除了向多倫多警隊對處理該案的警員提出投訴之外，也向多倫多公交車局投訴涉案的公交車司機，目前還沒有任何回音。
多倫多公交車局發言人狄湯瑪（Mike DeToma）在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他未有接獲這宗事件的資料。民眾駕駛的汽車如果與公交車局的車輛發生踫撞，應該交由警方的交通組處理。市民對公 交車服務或公交車局職員有任何不滿，可致電投訴熱線416－393－3030。
而公交車局理賠部門（416－393－3879）的一名女職員表示，市民的汽車與公交車局的車輛有踫撞，可以通知他們自己的保險公司，由保險公司直接與公交車局交涉處理。她說，駕車者也可以到交通意外報案中心備案。
公交車局也有難處
多倫多星報根據安河資料庫的資料總結，公交車司機面臨的「外傷後遺症」壓力比多倫多警員高出四倍，有近200名司機處於這種心理壓力之下。這種壓力是指遭受暴力襲擊、辱罵和目擊自殺行為後形成的一種病態心理。這種心理多出現於那些受到過戰爭傷害、性侵犯或者自然災害等衝擊的人群。在2004年到2008年之間，有181名司機曾報告自己的情緒混亂失調，平均需要離職44天。他們有的人被打斷骨頭，有的是被拳擊過或被吐過口水，也有的曾面對刀槍的真實威脅，因此導致焦慮不安、性情沮喪和極度緊張等情緒。
多倫多公交車聯合工會主席金尼爾（Bob Kinnear）曾表示，實際被影響的司機人數應高於這個數字。有些人怕影響到自己的聲譽不願意報告，報告的都是鬧大的事情。
多倫多公交車局主席讚邦尼（Adam Giambrone）在去年11月7日表示，每天都有司機被騷擾的案例，他的手機每3到4個小時就可以接到這樣的報告，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警告那些試圖在公交車上犯罪的人，公交車局的容忍度為零。
讚邦尼表示在今年2月之前，公交車局已經為全部公交車上都安裝了攝像頭，每個公交車上有4個攝像頭，總數達到7976個，耗資1980萬元。到2011年多倫多各個地鐵站都會裝上攝像頭，總數達2300個，他認為這對於保護公交車安全有巨大作用。 2008年公交車上的攝像頭已經幫助警方處理了66宗襲擊案。
律師教你做個聰明人
華裔律師陳琛瓊表示，如果周先生的描述屬實的話，他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記下車號和案發時間就行了。公交車公司有班次時間和線路表，可以查出來涉嫌的車輛和司機。但是他跟著公交車一直要理論的話，這種選擇就很容易出問題。
她表示，可以理解人在那個時候很難作出合情合理的決定，控制情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市民是駕車與公交車發生碰撞，由於公交車公司屬於多倫 多市政府的公有公司，因此需要向公交車局報告，理賠方面私家車都有自己的保險公司，可以負責理賠，當然同時也要報告警方。如果市民是步行被公交車撞到，就要由公交車局的保險理賠部門負責調查理賠。據她介紹，目前她經手多起類似涉及公交車的案件，不但有多倫多的也有約克區的。
至於周先生抱怨警員沒有給他錄口供，陳琛瓊表示警員應該要錄口供，她遇到不少案件都存在類似問題。但是每個警員都認為自己有自己的處理方法，你不能強迫警員做什麼，市民不服的話可以向警隊投訴。如果周先生認為公交車司機先打了自己，可以向太平紳士（Peace Officer）投訴要求警方也指控對方，而不是僅僅指控自己。
根據她近十年的律師從業經驗，她認為華裔居民有一個普遍的特點就是不太願意作證人，這樣為很多案件的公正審理帶來影響。周先生的這個案子就很典型。她曾經在代理一些缺乏證人的案件時，試過在案發地點附近張貼一些告示，希望目擊者可以和她聯繫，但是收效並不明顯。她認為，培養熱心助人的美德，實際 上就是為自己的未來造就一個保險，誰能不遇到一些災難需要幫助呢。大家都熱心作證，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多冤枉發生，法律的公正性也能得到維護。
華裔律師栗鈞表示，這種事情處理方法很重要，將一單交通案搞成刑事案就存在著方法的問題。安省是強制汽車保險省份，每輛車都有保險，也是本著不追究哪方責任的原則。關鍵原因是很多新移民不知道這個「不追究責任原則」，按照習慣會去爭論誰的責任，甚至指責對方，其實沒有必要。日常生活中，當發生車禍後完全不必大動干戈，保險公司會自行處理，沒有必要個人去據理力爭誰對誰錯，只需要知道是哪輛車就可以了。
栗鈞強調，追車會造成一定的危險，若車內有乘客，很容易變成危險駕駛，也是一種刑事罪。所以追車、截車都是不明智的選擇。私車和公交車有糾紛的話，就是記下車號、行車時間，直接到公司投訴就好了，根本不用擔心找不到對方。私車的保險公司會和公交車公司的保險公司就會處理。
按照周先生所述，案發時他想上車找證人，司機卻攔阻他，栗鈞表示這涉及到一個資產的問題。公交車局是一個公司，公交車並不是一個公共場所可以隨意穿行，公交車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私人財產，需要購買車票才可以上去。作為司機他願意和你談是可行的，他請你上車也是可以的，他如果拒絕你上車也是可以的， 他有權讓任何人下去，即使有票也不行，如果硬闖的話就是違法了。回到周先生的案子，假設當天公交車上的人可以作證的話，將是很有利的事情。
栗鈞強調，一旦面臨一些衝突，要避免互相指責和謾罵，更不要去動手解決。 《刑法》裡規定的打人，不管是輕重只要是對方不接受的接觸，都算做打人。有時甚至對方感覺到你快要打到他了還沒有觸及也算打人，比如你用手指著對方，距離很近幾乎快接觸到眼睛，這也都算是打人了。在西方社會學會不發火，學會控制情緒，吵架也要保持兩米三米距離。遇到情況要記下證據，找證人，這比吵架要有用。此外私人財產概念要加強，顧客不一定永遠是上帝，在別人的地盤上就要服從人家的指示。
至於周先生請律師有困難，如果他經濟上確實存在問題，但是又有房產不符合法律援助標準，可以和法律援助機構簽一個還款協議，以房產作抵押分期付款。這樣也比私人請律師要節約，因為法律援助請的律師費率定得都很低，從70到90元每小時，還是比較合算的。
回到周先生的案例，5月13日（本週三）是周先生首次出庭過堂，公訴人向他遞交了起訴材料，包括警方筆錄、證人證詞等材料，而周先生向法庭要求英語翻譯服務。對於今後將如何辦？周先生再次呼籲證人可以透過媒體與他聯繫，希望在下個月初再次開庭時有所幫助。
来源:加拿大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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