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被某些人捧為第三次思想解放浪潮的究竟是什麼內容，恐怕沒有人能說清楚。根據今年兩會期間各省大員在北京的表態性講話，到現在為止還僅僅是趕時髦的詞彙。不過既然和前兩次思想解放作比較，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兩次是個什麼結果。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指文革結束後的真理標準討論。那場討論的背景是，文革使中國經濟徹底崩潰，如果再不把經濟搞上去，中共的統治也完了。在這種情況下，擱置意識形態的爭論發展經濟顯然是保住中共統治的唯一途徑。我當時聽到過的印象最深的一句形容當時情況的話是，"從一條正在翻的船上往水裡跳，甚至連勇氣都不需要。"那一次思想解放以經濟領域的"鬆綁"為特徵，沒有絲毫觸及中共的政治體制。那次思想解放的直接結果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鎮壓西單民主牆。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89年64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以後。在扑捉到鄧小平小南巡講話的精神後，1991年初《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要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的文章，直到一年以後鄧小平南巡確立了繼續改革開放的方針。
可見，兩次思想解放都是在中共統治危機的時候發生的，都是中共內部的某種力量為加強，而不是削弱黨的統治而啟動的。都是在中共領導人的絕對控制下進行的。坦克在天安門廣場的屠殺發生在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十年之後，對法輪功信仰團體的血腥鎮壓發生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七年後。兩次"思想解放"既沒有給中國帶來民主、也沒有給人民帶來信仰自由。
正如前兩次的"思想解放浪潮"，這一次也是由中共主導推動的。問題並不在中共內部是否有人想進行一定程度的政治體制改革，那樣的人總是會有的，即使在毛澤東時代，問題在於，對思想解放的解釋權、容忍度和底線，都在中共手中，從來就沒有人民的參與。恩賜的東西也可以隨時收回的。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中共為了奪取政權還鼓吹過美國式的民主呢。
徐天亮沒有創造任何新的理論，也沒有任何新的提法，他只不過說出了"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體現"這個事實而已。中共在意識形態和鎮壓人民的本性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改變的只是某些人有意無意或者一廂情願的替中共幫閑，希望我們以為它改變了。
思想解放是一張空頭支票。中共當局顯然不願也不能回答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36個簡單問題，不能在監獄勞教所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和屠殺，不能停止繼續把胡佳這樣的人權活動人士投入監獄，不能糾正最早揭露三聚氰胺的高松林被判刑四年的冤案，不能阻止各種有毒"食品添加劑"的繼續大量生產，不能允許四川豆腐渣學校死亡學生家人的法律訴訟。這些都是中共現行法律條文寫在紙上的，不需要作任何體制的變化，嚴格執法就可以了。既然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即使這一次思想解放按領導人的意願完成了，又能給中國的民眾帶來什麼呢？
和前兩次一樣，中共又一次在面臨統治危機時祭起了改革的旗幟。不過，這一次的危機比前兩次的要嚴重的多，無論是思想解放還是政治體制改革都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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