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諷今的遊戲
司馬遷批評了漢武帝，留下千古美名。但到了司馬光，就只能資治通鑒。於是後來的人大多學會了司馬光那一套，借古諷今的手法越來越精熟。至今，中國人借古諷今的歷史已相當悠久。 五十年代的人說事兒，必藉著明清那點兒歷史，像吳晗的《海瑞罷官》、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六十年代的人說事兒，先是說明清史，然後開始研究更加古老的宋元，錢鐘書就是這樣寫下了《管錐篇》。到了七十年代，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更是批林還要帶著孔老二，借古諷今達到了最高潮，很多古蹟文物因此遭殃。到了八、九十年代，說事兒必要上溯到文革，但下追也止於文革，因為文革就是離我們最近的歷史了。
這就是我們借古諷今的文字遊戲。那些喜歡這種遊戲的人抱著為萬世開太平的信念，自以為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卻從來不喜歡、不敢於把現實問題說明白、說透徹。我們的民族就是在這樣的遊戲中一點點喪失了反思的力量。
國民素質的傳說
這世上是否有個東東叫「國民素質」，竟然還四個字的，很動聽啊。不知從何時起，這個東東就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每每顯身用來解釋各種複雜的社會現實。於是問題迎刃而解，「國民素質」不行嘛。不知道這東東是從哪個理論籮筐裡掉出來的，真不知道這樣生動的理論到底是誰發明的，真不知道這個發明者的住址在哪。魯迅研究了「國民性」，這個人就發明瞭「國民素質」。農民算是國民素質裡最次的吧，可正是他們搞起了村直選、鄉海選。民工算是低素質吧，可沒有他們哪裡有高質量的城市呢。好的理論決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為好的理論總和實踐分不開。而一句「‘國民素質’問題」，就可以把行動直接從理論的離心機裡甩出去，就可以使我們達到心平氣和的地步。魯迅寫出了《阿Q正傳》，可「國民素質」依舊是個傳說。因這東東的一大特徵就是要貶低國民性，否則發明出來幹嗎。
嘿，請叫我「公民」
經常在電視上能聽到那些政府官員接受採訪時說，我們這麼做是為了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啊！這個不知是誰發明的詞應該好好分析一下。 勿庸置疑，「老百姓」肯定和啟蒙讀物《百家姓》有關。至於「老」，那應該是個虛詞，和「老虎」的「老」以及「老師」的「老」一回事。
我是老百姓嗎，我是，我只是其中的一員。除此之外，我還是群眾中的一員，人民中的一員，市民中的一員。在這裡最常用的，還是「老百姓」。官員們愛把「老百姓」掛在嘴邊，其內心獨白無非是：瞧瞧，我這個父母官當得還不錯吧，我這個政策的施與者還行吧。
政府真的是所謂的「公僕」嗎？那些「公僕」如果是「公僕」，為什麼事事優先於他的主人。道理很簡單，因為僕前有一個「公」字。他是人民、老百姓、群眾的公僕，而不是誰的私僕，所以能事事優先。每當聽到那些「公僕」們一口一聲親切地叫著「老百姓」的時候，我都很煩。在關掉電視之前，我大喊：嘿，請叫我——公民！
有關部門
在日常生活的新聞報導中，我們經常會聽到「有關部門應該……」的話語。我們也不知道「有關部門」這個詞是不是新聞學上的術語，反正大家這麼聽多了也就接受了。「有關部門應該……」，似乎在表明這件事一定有人、有部門來負責。可能那位記者、編輯還沒搞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想搞清楚）這個有關部門是哪個。為什麼不能直接說出那個部門是誰呢？不清楚可以求證之後再報導。你不指名道姓，人家「有關部門」就不痛不痒，下次報導的時候還得弄公眾一頭霧水。漢語，實在含蓄啊。
無人理睬的錯別字
我們何嘗在乎快餐包裝紙上出現幾個錯別字呢，我們只在乎快餐的質量。我們行色匆匆地路過街道，何嘗在乎一旁的標誌牌有幾個錯別字，或那上面的英文是否標準。 更多的錯誤來自信息量更加巨大的電視。電視每天給我們提供娛樂和資訊，整理著我們每日繁雜的生活瑣碎的記憶。無人理睬的錯別字和誤讀，它們不會影響到信息的確定性，也不影響我們的生活質量。但看到電視屏幕上頻繁出現的錯別字，聽到播音員對常用字有口無心的誤讀，我就已經能把握這個時代的一些基本特徵了。漢語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工具，一個熟視無睹的符號。茴字確實有四種寫法，但我們和那個咸亨酒店的夥計一樣可以不予理睬。 漢語上的錯誤就像街邊行乞者，與我們的世界絲毫不構成交叉。
那些砍大山的北京混子能把口語說得精湛無比，但錯字連篇，甚至提筆忘字。這很像那個燕國青年去邯鄲學步，卻爬回了家。漢語，就是我們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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