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7、23」——加拿大一名普通香港人在政治數字遊戲下的移民心路歷程

發表:2003-07-02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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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東岸的多倫多和西岸的溫哥華是眾所周知的海外華人聚居地,單是大多倫多地區,就有近50萬華人居住。而在眾多的移民當中,香港的移民又佔了很大一部分。難怪有人說:「在加拿大不會講英文不要緊,會講廣東話就可以了。」以往香港移民談起他們移民的原因,多半與數字有關係,不是因為「64」就是因為「97」。「64」指的是1989年的「64事件」,「97」指的是1997年的香港回歸。個中玄機,大家都不用細說,心照不宣。

最近,被SARS折磨得幾乎一蹶不振的加國華人社區,開始有了一點生機,茶樓開始旺起來。經常會聽到一些茶客又開始談論他們的移民故事,而這一次,移民原因除了「64、97」之外,又多了一個數字新寵,就是「23」,指的是香港最近倍受爭議的23條。

一名在中國成長、在香港工作生活了20多年後移民加拿大的羅先生,接受了本臺記者的訪問,講述他在不同數字代表的政治事件、特別是最近的23條的影響下的移民心路歷程。

羅先生移民之前在香港做小生意,13年前,64事件後,他帶同兩個年幼的女兒、一家移民加拿大,現在在溫哥華的一家唐人餐館打工。他說,23條的推出令他慶幸自己當日選擇離開香港。

「我覺得現在香港迫切地推出23條,證明我當日離開香港到加拿大是正確的。共產黨始終沒有改變,對人民的防範沒有變。就算經濟有所改善,對民主和人民的鉗制一點都沒有鬆懈。23條的立法只是為了保證共產黨政權的利益。」

我在中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切膚之痛。離開香港是因為對共產黨沒有信心。它雖然說50年不變,但他們從來都是那樣,什麼都好說,一涉及到他們政權的利益,就不一樣。」

羅先生說,覺得香港人很無奈。自從86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他已經擔心香港沒有前途,而64事件,讓他覺得什麼「開放改革「都是假的,所以決定離開。不過,離開的代價很大。

「我在香港生活了20年,雖然沒有很多的財富,但是那裡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事業基礎,辦什麼事情都方便得多。來到加拿大,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加上語言不通,舉步艱難。那時候在香港做自己的小生意,來這裡就要從最底層做起。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都不可以恢復過我在香港那樣的生活,但是我不後悔。因為在這裡生活雖然艱苦,但精神上不用受共產黨的鉗制和威脅。你看23條的推出,跟警察國家有什麼區別?雖然他們總說不會濫用,但沒有人相信的。」

羅先生說,97之後,他有很多移民的朋友看到香港的情況還可以,而在加拿大的生活又很艱難,都決定回。他自己也有過一些思想鬥爭,但最後還是決定留下來。他話,人應該知道什麼對自己最重要。

羅先生表示,如果他仍然在香港,他一定會參加七一大遊行。

「如果我今天還在香港,我一定會和其他香港人一起參加七一大遊行。雖然知道我們不可以改變什麼,但我還是會爭取,就像89年香港100萬人上街,我們知道不可以改變什麼,因為槍在他們手裡,但我們還是會盡力而為。」

羅先生表示,89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集會和天安門廣場的吶喊讓他畢生難忘。

「當年我帶同兩個年幼的女兒去參加維多利亞公園百萬人集會,那個感人的場面至今還很深刻,還有看到學生和人民為了爭取自由所受的屈辱,我都深刻地記得。我覺得如果中國一天沒有民主,也不算一個好的國家。不管經濟躋身於世界第幾強,都不值得驕傲。只有人民有了真正的自由,才值得慶賀。」

羅先生特別提到他的兩個女兒,他說,移民主要是為了下一代。當初移民前他已經讓她們有心理準備。

「我跟她們說,到加拿大後的生活一定會難很多,因為我們沒有社會基礎,特別是我的英文不好,很艱難。但我希望他們可以享受到加拿大的自由,日後的生活就靠他們第二代去努力去爭取了。」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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