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話與北京話--近代國語之爭

作者:趙裡昱 發表:2003-06-19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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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成,眾議員共商治國大計,民國國語幾被定為粵語,蓋因國會議員過半粵人也。然孫文先生顧全大局,力勸同鄉,國語終被定為京話

  

   不說不知道,知道嚇一跳──原來當年廣州話只差那麼一點點,就成了中國的法定官方語言。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屆國會曾提議奉粵語為中國「國語」,當時的國會議員廣東人剛好過半,通過這一法案不成問題。然孫文先生顧全大局,(在當時背景下,南方已初定,而北方,尤其是東北地區仍然不在民國有效勢力範圍內 )力勸同鄉,便去逐個說服,勸那些粵籍同鄉改變初衷,放棄具有九個音階、抑揚頓挫的廣州話,奉北京話為國語。國語終被定為京話,粵語以一票之差敗給京話而未能晉身成爲國語. 憑著孫中山的威望,總算力挽狂瀾,粵語遂與「一統天下」的至尊地位失之交臂。否則,全體中國人都須講粵語,到如今講了快一百年了,自然也就成了南北同胞的「母語」。

  

   真是如此的話,江青就無從改革京劇,也沒法積累其政治資本,說不定文革就

   搞不起來了。蓋因粵劇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樂於演「現代戲」,當年粵劇界有位名重一時的大角色叫薛覺先,他的思想意識與其名字一樣,十分前衛,當年巴金就慕名去看他的戲並寫過文章,巴金還記載薛覺先曾捐款給一份鼓吹社會革命的《春雷》雜誌,這在梨園這一行中,極為罕見。薛覺先主演的「先鋒戲劇」,居然在道白時改用國語(據巴金寫道,薛的國語發言極糟,想來與今日流行的港腔普通話近似),回到唱腔中才用粵語。如此過激的「文藝革命」,只怕江青都要躊躇不前。在薛覺先那個年代,粵劇已經上演甚改編過的莎士比亞的劇了。試想之下,連「哈姆雷特」都能開口講廣東話,其他省份的中國人改操粵韻又有何難?

  

   兩語歷史

  

  

   廣東另有兩種語言,客家話和潮洲話。潮洲話和閩南話。學者普遍認為客家話是古漢語的活化石,是在中原變亂時期(如:五胡亂華時)被北方遊牧民族驅趕到南方的漢族人說的語音。明代國語大概是和現在西安一帶說的官話相似。有語言分類學家研究結果,廣州話和西安話相差大概兩千二百年左右,客家話大概是一千八百年,這剛好是秦征服嶺南(秦始皇三十萬大軍收歸南越後長駐),和五胡亂華驅趕漢人的時期。廣府官話是秦音演變過來,這類語言分類的技術還是比較可靠.

  

  

   儘管廣東三種語言互相聽不懂(但實質上本省民眾互相交流基本用廣州話),但有會兩種語言的朋友高訴我,它們之間非常相似。都高度保留了古漢語的特點。相對來講,現在的北方話差別大得多。

  

  

   北話一共四大片。

   吳粵湘贛緊相聯。

   客家還有平和晉,

   閩話要分北和南。

  

     

   一.北方方言,以北京話為代表,其內部分為四片。

  

   1,華北片:北京、東北、山東、河南為一個部分,或稱為北方話。也有將東北話分立一個次方言區的。北京地區自古就是北方遊牧民族和漢人混居的地方,唐代胡將安祿山就是據北京起兵的,五代後更是讓於契丹族。北京一帶的方言是在遼、金、元時期,漢、滿、蒙及其它遊牧民族的語言混合而成的,這一時期變化較快。明朝,其受南方漢語影響較大,相對穩定。清軍入關後,「疑ng、微v」聲母消失,入聲消失定型。因此,北方方言是和古漢語差異最大的方言。

  

   北方話不是高於其他方言的語言,其他方言也有普通話不能取代的文化功能。普通話不是完美語言(事實上普通話是"人造語言",建國後在北京話基礎上修改而成,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不是說普通話的,但現在許多人都誤解),所以才有趙元任殫精竭慮設計帶入聲國語的事情(民國)。

  

   其語言特點是,最大特點是不保留入聲;其他還有無全濁音,分平翹舌音、前後鼻音,但是沒有唇鼻音「m」(混入了前鼻音),不能根據古漢語的聲韻書籍推導讀音,和南方漢語聲韻體系差異大。

  

   2,西北片:分布在西北地區。

  

   3,西南片:分布在西南地區。其語言特點是,平翹舌音、前後鼻音不太分,原來帶有「疑ng」聲母,南部地區甚至有「n,l」不分、「f,h」不分以及「z,c,s」和「j,q,x」不分。

  

   4,江淮片:分布在揚州、南京、鹽城、鎮江一帶。揚州城歷史上遭到不下七次屠城和洗劫,近幾次多是滿蒙軍隊所為,其它江淮方言區情況大致如此。所以,這個地區歷史上是吳方言區,現在語言發生變化,成了江淮次方言區。江淮次方言歷史上曾經是明朝時期的官話。其語言特點是「n,l」不分,帶有入聲,平翹舌音、前後鼻音也未必分。

  

   二,吳方言,分布在蘇南、浙江和上海。

  

     吳越地區一直是北方漢族導入區,在東晉、南宋有兩次大規模的北方移民浪潮,另外范仲淹、王安石、王羲之、蘇東坡、白居易等歷代文化人都長期生活在這裡,或晚年定居於此。東晉、南朝、南宋時期曾經是南方漢族政權的官話(南京歷史上也是吳方言區)。近千年來,吳越地區文化發達,昆曲、彈詞皆是以吳方言為載體的。所以,其語音面貌較多的保留了古漢語的特色,為中國文學的貢獻也大。但是,解放後吳方言受政策限制、文化歧視相對閩、粵方言大,使用人口比例下降較快。其語言特點是,保留有全濁音、保留入聲,不分平翹舌音、前後鼻音,可以根據古漢語的聲韻書籍推導讀音。

  

   三,粵語或稱廣州話,漢語方言,其口音自歷史上幾次大規模中原人士為避戰亂南遷而成,歷秦漢,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十國至元數代.有人稱之為漢語活化石之一.原來分布在廣東省廣州地區,解放後政府相對重視,加之香港不在中央政府治下而又確立廣州話為官方語言,所以保存較好,使用人口數穩重有升(使用範圍可及兩廣海南,湘贛南部,港澳地區及海外華人圈),使用人數粗略算應該過億。廣州話內部原來也有差異(分4片),但以廣州城廣府片為準,省內也在推廣。其語言特點是,全濁音清化,但是一般屬於陽類聲調與清音不相混;保留入聲的「p,t,k」三種促音、鼻音的「m,n,ng」三種韻尾。能根據古漢語的聲韻書籍推導讀音。

  

   四,閩方言使用人口和粵語相當,分為南北兩片,也有將其分為兩大方言區的,閩北話主要是福州一帶,閩南話分布較廣,包括廈門、潮州、臺灣、海南,東南亞僑民也多使用。和普通話差異最大,內部差異也最大。其語言特點是,全濁音清化,但屬於陽類聲調與清音不相混;部分次濁音變為「[g][dz]」三個濁音聲母;入聲有「p,t,k,?」四種促音,鼻音有「m,n,ng和鼻化音」四種韻尾。聲母「f,h」不分。能根據古漢語的聲韻書籍推導讀音。

  

   五,湘方言分布湖南,原來老湘語也有全濁音,推普後基本清化。保留入聲,不分前後鼻音,無翹舌音,聲母「n,l」不分,甚至「f,h」不分。

  

   六,贛方言分布江西,全濁音清化,但屬於陽類聲調與清音不相混;保留入聲,不分前後鼻音。聲母「n,l」有時不分。

  

   七,客家話是早期北方移民後裔的語言,帶有較多唐代以前北方話特徵。原來全濁音清化,但是全部轉為全清音,並且屬於陽類聲調與全清音不相混;保留入聲;沒有「f」聲母;也沒有翹舌音。

  

   八,晉語:山西一帶的一種方言,不等於山西方言,其與周圍北方話的不同在於,保留了入聲。推普後入聲也在趨於消失。

  

   九,平話:分布在廣西,是新被確定的方言區之一。

  

  

   ★古人講什麼話?

  

  

   古人講什麼話?

  

   現代人各說各的方言,如果需要互相溝通,就要說普通話;古代人也各有各的方言,他們互相交往時講什麼話呢?

  

   方言的分歧是因為人群受到地理的阻隔而形成的。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因為地勢平坦,東西部交往比較方便且又頻繁,所以整個北方雖有方言的分歧,但仍然可以歸為一個系統,即北方話系統,而江南地形複雜,山嶺河流造成的隔閡比北方要大得多,所以可以劃分為吳語、贛語、湘語、閩語、粵語和客家話六個方言區。

  

   中國傳統的經濟方式是農業,農民安土重遷,不肯輕易背井離鄉;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是宗族,人們聚族而居,「死徙無出鄉」。在家鄉生活只須講方言就行,即使當個村長鄉官,也只要用方言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有人被推薦選拔或考取進士到朝廷去做官,那末用方言就無法與人交談了,那就必須學說官話。

  

   官話是官場上講的話,朝廷設在哪裡、皇帝講哪種方言,那種方言就成了官話。中國古代的都城,周秦漢唐主要是在長安(西安),東漢魏晉遷到洛陽,所以,長期以來黃河流域的方言便成了通行全國的語言(注:由於歷史原因,當代北方話與古代北方的有很大差別.或者可以說,古代北方話與當代南方話更接近如粵語,吳語等)。東晉南朝遷都建康(南京),大量北方人移居江南,不僅把寧鎮一帶的方言改造成為屬於北方話系統的下江官話,而且洛陽方言也成為當時朝廷上的工作語言,南方士人入朝為官無不爭相學之。河南方言對官話的影響極其深刻,直至後來徽班進京形成京劇後,京劇的道白仍用中州韻而不用北京話,只有丑角才講京片子,即北京方言。南宋遷都臨安(杭州),大批官員和士兵湧入杭州,把杭州話改造成為一種以吳語腔說北方話的特殊的方言,使杭州成為吳語區中的一個官話島。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為都城,於是北京話又成為當官必須通曉的語言,以至於現在我們的普通話也成為既不同於河南話、又不同於北京話,而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語音的一種語言。

  

   現在的普通話並不是漢代的漢語,也不是唐代的唐語和宋代的宋語,它和元代以後的官話最為接近。由於歷代因戰亂或移民而南遷的漢人不斷地把當時的中原方言帶到南方,並沉澱在南方的方言之中,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在南方各種方言中找到數量很多的古漢語語音。同時,由於北方自漢代以來不斷地有胡人南下入居塞內或入主中原,胡人和漢人雜居在黃河流域,也使得北方的華夏古音逐漸胡化變成了今天的北方話。 (注:為一部分讀者誤會,這裡的胡化是語言學術意義上的胡化,而非罵人的胡化)

  

   現在的北京話是女真滿洲人向漢族滿洲人學說漢語時用的口音。由於滿族後來成為統治者,所以離得近地區的權貴都放棄自己的當地口音說這種新的清朝官話,否則難免官途不順,生意難做,久而久之,也就變成在北方應用廣泛的普通話,與滿清暴力強制不同,孫中山建國首先考慮的是和平和民族團結,避免因官話改變引起大量民眾討厭民國,所以堅持用清朝官話做國語。

  

   推廣普通話,其積極意義在於全國各族人民有一件交流工具。但不等於,南方話、南方文化比北方話、北方文化下賤。希望大家也瞭解南方話也有普通話不可能替代的文化功能,特別是南方繼承了真正的古漢語。請大家尊重南方漢語。

  

   普通話是外地人學北京話的口音,北京土話和滿清官員更接近。有很多滿族詞彙夾在裡面,比如淒歷喀嚓(迅速),勒裡勒特(不整潔),貓膩(黑幕),瞎勒亂侃(勒是女真語說的意思,侃不知道是不是漢語),倒騰(挪動),據說央求的央在滿語裡也是求的意思。另外,北京話也可能受其他北方遊牧民族語言影響,比如胡同在蒙古語中是小巷的意思。估計「恣扭」「地道」等很多再古漢語中見不到的詞也不是漢語。王朔一再強調北京語言的活潑,並在小說中大力推廣,相信是和他的滿族民族自豪感有關的。

  

   粵語常識

  

   其實我們常說的廣東話其是指廣州以及其周邊區域所說的廣州話(大部人叫"白話").事實上廣東也有累似於全國的普通話標準化一樣,以廣州話作為標準.語言學上,粵語包括:廣州話,潮州話及客家話.但一般我們指的粵語是廣州話.

  

   香港和澳門在開埠就明確規定以當時省城--廣州官話作為官方語言推廣,所以廣州香港澳門基本是異口同聲,差別可視為無.當然,學廣州話最好還是在廣州,因為廣州人既操標準粵語又能以你們所懂的普通話解釋給你們聽,香港澳門人就比較困難了.

  

   大部分的廣東人都或多或少會講一些廣州話.他們一般在聽方面沒什麼問題,但在說方面就不一定很標準,鄉音比較重.就算在廣州周邊的城市的人說的廣州話亦有這種情況.在廣西亦有超過1000萬人會說廣州話,他們的情況與廣州以外的其他廣東人一樣,聽力強於說!澳門和香港人說的話也是標準的廣州話,港澳雖然是兩個不同的城市,但他們的語調和用法,還有習慣用法幾呼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關於母語

  

  

  

   母語最合適的表達方法

  

  

   在語言學上,我認為母語最合適的表達應該是:

   中國人的母語是漢語;

  

   北方人的母語是漢語北方方言;

   北京人的母語是漢語北方方言北京次方言(即北京話);

   廣州人的母語是漢語粵方言廣州話;

   上海人的母語是漢語吳方言上海話;

   廈門人的母語是漢語閩方言閩南廈門話;

   福州人的母語是漢語閩方言閩北福州話...

   諸如此類.

  

   這樣才是比較完整,正確及科學的表達母語的概念.而不是不分情況,將所有中國人的母語都定義為普通話. 那樣的定義根本只是服從死的法規而喪失了作為人所應擁有的權利和靈活.

  

  

  

  

   母語、口語和方言

  

   巴金

  

     

   什麼是口語,中國真的有「口語寫作」存在(就像是否真的有「知識份子寫作」一樣)嗎?      

  

   當一個當代詩人自稱是在用口語寫作的時候,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可能只不過是一種普通話的口語寫作(連一個北京人的口語都不是)。而這種「純粹口語」的幻覺使他們將兩個層次的母語混淆了。   

  

   我們說漢語是我們的母語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文字的角度上講的,而不指語音。在語音上,普通話僅僅提供給我們一種標準的交流用語而不是母語。真正的母語是指上海話、四川話、廣府話甚至是川沙話、成都話或是佛山話。簡單講,就是街坊鄰居間的方言和土話。(最簡單的衡量標準就是,一個人在家裡和家人說什麼話,那就是他的母語了。)   

  

   方言之間的差異是足以和兩個不同的語種之間的差異相比。當一個詩人寫下「調羹」一詞時,他使用的是最地道的口語,因為上海本地就管那種喝湯用的小「杓子」叫做調羹。(你說「杓兒」,在上海本地的小店裡很可能沒人聽得懂)。而當一個北京人看到「調羹」一詞時,他產生的不是一種口語帶來的平易近人的親切,而可能是一種裝腔作勢的滑稽和可笑。在北方,管「杓子」或「杓兒」叫調羹確實是一件讓人噁心的事--一種誤讀就這麼容易產生了。   

  

   再舉一個例子,蕭開愚在早年(大概是1987年)寫的一首詩《奇蹟》裡有這麼一句:「月亮像迅逝的閃電/照亮江中魚和藻類」。我個人大膽猜測,這是用四川話寫下的,因為在普通話中,最自然流暢的寫法應該是:「照亮江中『的』魚和藻類」。在四川話中像原文的寫法確是最自然流暢的。在作者的本意中,這可能是再自然、再口語不過的一句,在外鄉人看來卻有了一種奇特的頓挫感。   

  

   蕭開愚曾不無嘲笑的指出,上海的詩人用上海話交談而用普通話思考和寫作。這確實是個有意思的現象。   

  

   或者我們可以莽撞的下一個結論,真正的「口語寫作」在中國詩壇(如果真有這個罈子的話)似乎還沒有出現過,每一個寫作者在寫作時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某種標準交流語言的修改和刪節。(就像一個四川籍的詩人在描寫一個漂亮女人時從不說「粉」或「粉頭」)。但一個人又總是在他的文字中流露出這種真正母語的痕跡,這些痕跡又經常造成了一些非常奇特的效果。(前一陣子RUA詩人倒是用地道的口語寫過一首「關關抓鬮」的詩,也算一個新的探索吧,可惜一般沒有淵博的方言知識的人--如我輩,又難得其中的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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