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毛泽东二人是几十年的“政治冤家”。（网络图片）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并没有发生过正面交锋，但是，在大会小会上，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里，二人的思想观点确实发生了激烈碰撞，可谓针锋相对，火星四射;最终二人彻底分道扬镳，势如参商。
毛、张二人可谓几十年的“政治冤家”。1930年代红军时期，张的地位在毛之上，毛受到张的压制;遵义会议上张转而支持毛，使毛获得翻身机会，从此二人搭档8年，张为名义上的总书记，毛为实际上的“核心”，张的虚怀大度，被毛视为“明君”。1942年延安整风，受到批判的张闻天把头把交椅交给毛以后，他却故意远离开政治中心，对毛敬而远之。当年便到陕北、晋西北搞了一年农村调查;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马上便离开延安到东北工作，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新中国刚建立，1951年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出任驻苏联大使。1956年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马上一头扎到到农村巡视调查。
张闻天离开权力中心以后，喜欢经济建设工作，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然后发而为文，把实践材料上升为理性知识，从他的笔下流淌出大量的闪射出真知灼见的理论著作，用以指导当时的经济建设。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张闻天，由30年代的“左倾”，在50年代一下变为“右倾”。之所以称之为“右倾”，就是和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动的急躁冒进的极左思潮格格不入;毛泽东一再批判的“右倾保守”思想，恰恰是张闻天不断赞扬和支持的。而他的“右倾”，实际上就是联系实际，结合实践，讲求实效和稳妥，倾听群众的呼声，时时不脱离国情。
在大跃进时代，一个具有忧国忧民责任感的高级干部，只要联系群众，结合实际，就必然掌握大量的问题和缺点。因为大跃进的各项活动本身就是脱离实际、违背民意、劳民伤财的产物。
1956年周恩来等人反冒进，张闻天表示支持。他在驻外使馆说，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这是主观主义。他对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和后来的大跃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开始是拥护的，但看到大量的缺点错误后，就发生动摇，表示怀疑。尤其对大炼钢铁表示不满。外交部机关也有炼钢任务，由于没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外交部党委开会，张闻天和陈毅等领导都对当时的极左不满，对共产风、浮夸风的批评尤其尖锐。1959年3月在两广参观时，发现了许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活动，粮食和副食品的缺乏更是触目惊心。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大跃进的弊端，认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说大跃进的问题已经使我国的国际威信受到影响。但他在发言时竟被人顶了回去。
终于，庐山会议来了!
他装了一肚子的有关大跃进的缺点、错误、问题、弊端，终于可以像江河决口一样奔涌而出了!
他认为，庐山会议的主题应当的纠左。毛泽东虽然连续进行了9个月的纠左，但是收效甚微;一些左倾祸害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大跃进的问题堆积如山，国民经济在不断下滑，老百姓依然在忍饥挨饿，可是不少领导却躺在“纠左已经成功”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使他忧心忡忡。他同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以及各自在东欧访问时，二人都有深谈，对大跃进的看法完全一致;他赞成彭德怀写信，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言，共同为纠左出一把力。
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在第二组抓住时机，作了近三个小时的讲话。此时距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只有两天，彭德怀的信已发下5、6天，已遭到一些非难，风声吃紧。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当天早晨，胡乔木还打来电话予以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大炼钢铁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可是，张闻天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跃进的大量缺点和问题。第二组组长是极左大将柯庆施，他挑动几个人不断打断张闻天的发言，不断提出质疑，不断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既定提纲，滔滔不绝，非讲不可。
张闻天首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怪论提出批评。有人说，多说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就会使人泄气，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他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才有利于改正缺点。我们从前犯过盲动主义，毛泽东经常提及。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的是真理;我们现在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
张闻天还说，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方法。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查、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2,000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资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恶果。
胡乔木要张闻天不要讲大炼钢铁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最看重、最忌讳的事情。但是张闻天偏偏大讲特讲，大跃进的头等大戏，怎么能不讲呢?他慷慨说道：
“‘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不能丰收。‘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让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多干一些)。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它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铁产量可以超过700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量搞到800万吨，恐怕是有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量1,000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方法。当然我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
毛泽东最看重“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的公共食堂，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道：“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是共产主义。”报纸上也一度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判按劳取酬。张闻天在发言中与之针锋相对。他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张闻天说，大跃进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经验，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从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大跃进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观主义片面性。当然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尤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张闻天说，搞经济建设就要实行经济核算，任何产品，都要讲成本，算细账，这跟“算账派”是两回事。用毛主席的话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要精打细算，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账”，而“政治账”同“经济账”是统一的，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必须根据节约原则，严格控制资金的使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块钱。因此，毛主席要大家学政治经济学……
张闻天说，我们必须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许多东西缺乏常识。不能随便把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牛。(小土群)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不迟。但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生产中也已成功。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针对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张闻天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只有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取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张闻天在7月21日小组会上，面对彭德怀已遭遇的不妙处境，面对柯庆施等人不断地打断和不停地质疑，他毫不畏惧，我行我素，胸中如开闸的江河一样，汩汩滔滔，奔涌而出。他用自己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的、确凿的第一手材料，用自己雄厚的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精当的归纳，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大跃进存在的种种缺点、错误和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纠正的方法，可谓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确实是治疗大跃进弊病的一剂良药。
比起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很少讲成绩，讲优点，大量篇幅都是揭问题，讲弊端。他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至少有1、2万字，而只记录了8,000多字，讲成绩的只有270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等一大批“太”字。而且，他比彭德怀的意见，缺点讲得更具体，材料罗列更全面，理论分析更透彻，批判锋芒更尖锐。还有，他在最后，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认为共产风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可想而知，张闻天的发言会引起怎样的激烈反应!怒气冲冲的极左大将柯庆施，肯定会马上去找毛泽东，毛看了柯递上的材料以后，又会怎样的怒不可遏!李锐等人认为，促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而张闻天这个长篇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
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了气冲斗牛的讲话，对张闻天彭德怀的右倾言论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一下扭转了庐山会议的风向，会议由扭扭捏捏的纠左，转为轰轰烈烈的反右。张闻天在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下，和彭德怀等人一样，步步后退，不断地检讨认错。竟然说：“我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我片面地夸大了某些缺点，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我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首先是我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政治动向认识不清;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
也许，他被毛泽东的“7.23讲话”震蒙了，似乎自己又陷入瑞金和延安时代了，他最后表示：愿意收回在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
但是，张闻天的步步后退，反复认错，以致“缴械投降”，并没有换来毛泽东的宽恕。毛似乎又站在遵义会议、延安整风的制高点上，开始对张闻天痛加挞伐了。
在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名道姓说道：“洛甫那时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该，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我要写封信给你，我看你是有病，要大喝一声，你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
毛泽东说到做到，当天就怀着满腔义愤写了一封《给张闻天的信》：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建议你一读枚乘《七发》，可以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綛然汗出，霍然病已。”……
毛泽东给张闻天的这封信，可谓是他所有信件和文章中批判力度最大的“杂文”了，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显示了极高的文学艺术水平，完全可以和鲁迅高水平的杂文相媲美。然而，用现代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分析，这封信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信的核心观点是指责张闻天的发言“一展览，尽是假的”，而实际上，一展览，尽是真的!张的发言披露的大跃进的问题，远不到实际问题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完全是真实情况的反映。这极高的“杂文艺术”却突出了一个完全违背事实的观点，起到了摧残真理、掩盖错误、危害社会的作用!
毛泽东的这封信很快向大会印发，与会的中央高干们无不为毛主席高超的语言艺术所折服，无不为张闻天批评大跃进的右倾观点感到愤怒。在与会大员义愤填膺、乱箭齐射的批判中，张闻天等人一再举手投降，低头认错，一再往自己头上戴大帽子，扣屎盆子。他把别人批判自己的尖厉刻薄的语言，再重复一遍，甚至添油加醋，把自己抹得更黑一些。他竟然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泽东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的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上结合起来……。我对彭德怀也有不满，可是由于宗派情绪，终于陷进军事俱乐部去了……”
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全体与会人员，包括彭黄张周等右派在内，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决议》(一说《关于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的决议》)。张闻天从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陷入人生的低谷，开始了漫长的磨难之路，直到1976年在寂寞痛苦中去世。
责任编辑:陈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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