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国分析指出，中国官商勾结的问题从八十年代初的经济改革以后就开始出现，一九八九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反对官商勾结。那么具体的形式是什么呢？具体形式有很多种。一个是在大量的股份制改造，私有化国营企业的过程当中，很多前国营企业的领导，他们往往和当地政府的各级领导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各个省、市、县它们有什么管理企业的电子工业局，一轻局、二轻局、商业局、电子局等等这些局。很多前局的什么局长、副局长他们摇身一变，都变成一些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然后呢通过他们私有化了，那些国营企业就变成了私人企业。而这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呢，也因此成了前政府的部门的领导的产物而就是前政府的部门的领导，这些在很多地方大量的存在。有些就是前企业的厂长啊、书记啊、副厂长啊，他们就利用他们的关系、权利和信息，来使这些企业在私有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自己的企业。
伍凡认为，共产党一开始是非常讨厌资本家,另外,它是要消灭资本家。等到了发展经济之后,他们发现没有资本家不行了，因为只有资本家才会去生产钱，才能够掌握生产，才能够把货品销售到全世界。所以，他需要资本家。那资本家从哪里产生呢？共产党几十年前就把资本家不是杀光了就是不准做了。那么现在要产生新的资本家出来。新的资本家有两种，一种早期的80年代那批资本家，都是劳改犯，这些人为了求生存，只好走这条路。这些人层次很低，并且也没有政治地位。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调查报告，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以三类精英为主，即党政干部、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这三类人占中国私人企业主总数的67.4%，比2004年调查的数字33.8％升幅达到99.4%。
蔡崇国具体说道最近闹得比较大的山东鲁能集团，这是山东最重要的一个大的集团之一，据说它的价值有七百多亿人民币。从去年六月开始大家发现过去的国营企业一下变成了私人企业。那么私人企业背后就是北京的两家不知名的电力行业的公司，用三十亿人民币买了这个价值七百多亿人民币的国营企业。那么谁是两个不著名的北京企业的老板呢？据说，但我们没有最后确实：有曾庆红的家庭，有现在省委书记、也是政治局委员，那个姓俞的前中共高官，现任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的家庭。还有什么李长春的家庭。鲁能事件它在中国报纸和网站禁止谈论，这已经说明它背后的背景确实很大。这件事情典型的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私营企业，特别是营利大的那些行业，中共中高、中级干部及其家庭的比例为什么高。这些营利大的而且有保障的行业，房地产公司啊，电力行业啊，保险业啊，还有电信业以及石油化工业。这些行业实际上很多当然是国营企业，还有电信业。但是在这些行业它们周边的一些私人企业的老板往往都是这些国营企业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
伍凡谈到，9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89六四之后，共产党就朝资本主义道路走。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朝资本主义道路的门打开了。一打开以后，当时还有一部份官员，学者或者知识份子，受到六四的冲击，他们就乾脆下海了。“我不从政了，我也不当学者了，我去下海吧。”下海中间，出了一批知识份子。这批曾经有过政治地位的人，他们主动的下海了。可是再往后走，共产党发现，这还不够，他们自己掌握不了，他们自己掌握不了这个资本家，掌握不了这个钱，对他们不利。乾脆他们就主动的把官员变成资本家，这话怎么讲呢？就是我这个公司，大的我留着国营的，中等的，小的我都放掉。所谓抓大放小。放掉以后这个资产给谁呢？卖给那个经理，卖个那个党委书记，还廉价的卖给他们。他们也成为私人财团的资本家了，可是他们还是党员。他们是“我不能丢掉党，如果没有党，我就没有依靠了，那是随时把握整死了，我就吃亏了。”因为他们看到80年代上来的那些，最低层的那些资本家上来，很快的受到共产党的打压，那批人很快的消失掉了。那么真正现在的资本家，相当大的一部份由共产党员，干部转过来了。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调查报告，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份报告披露中国私营企业主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是共产党员。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调查数字，“在被调查的2001年后注册为私营企业的私营业主中，中共党员占32.2%”。
蔡崇国在谈到中国官商勾结具体的形式说道的另一种形式是，国营企业在改制过程当中，很多地方的企业领导，他们利用手中的信息和关系，把企业变成了私人的企业。就是首先把这些国营企业变成职工持股企业，在持股的过程当中呢，企业领导就是前国营企业的厂长啊、书记啊，他们的股份就比较大，职工的股份比较少，但是也相当高的比例。中共大概九十年代末专门出了文件，就是反对平均占有股份比例，要求企业管理层，企业管理者占有比较大的股份。因此就为下一步的私有化作好了基础。国营企业所谓改革就是私有化的第一步就是把国营企业变成职工持股企业。那么职工持股的比例当中，企业领导的股份最高，其他的职工持股呢，就由企业领导任命的工会主席代表职工持股，代表职工管理。然后第二步，就是把职工持股，就是由工会主席管理的那些所谓的职工股份，就直接卖给了，甚至交给前企业的领导。企业的领导最后变成了私人老板，那么那些公司呢，它就变成了私人企业。大量的国有资产也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大部份私人企业为什么是地方官僚的原因。
伍凡进一步谈到，另外，到了90年代以后，由下海出来的这批人，以及他们的后一代。他们有学问，又有技术，甚至于又有外国留学回来的。这批人，他们慢慢也占了位置了。在商场大洋里面去游，他们和官商也勾结了。只有官商勾结才能站得住脚，才能够做生意，那么我要贿赂。最后就是，“既然我要这么贿赂他，不如我也来当官。我既当官，又当商人，这样不就更好吗？”共产党也欢迎，你既然是入了党，那你就得听我的指挥，你赚得钱，你要交一部份给我。那些即作商人又做官有做党员的人也高兴，我给你钱，就等于做了保护费了。我怎么做，你得帮我忙。反正钱我分你一部份。这样的官商勾结，就成全了资本家了。近代的资本家，共产党培养的资本家是这样出来的。他们还很高兴。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乾脆就买个官吧。我有钱了，我去买个政协委员。甚至于买个人大代表，我什么事都不管。我到那里举个手，你让我举手，我就举手。反正我交钱，交红包。这样的话，等于买一个保护伞了。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出现了明显的精英化趋势，他们的从政意识也更加强烈。不过，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有关专家认为，在目前阶段，中国民营企业主要争取的还是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政治上的诉求。
蔡崇国在谈到中国官商勾结时进一步说道，很多地方领导知道哪个行业盈利，他们也知道怎么样能够弄到贷款。很多银行，地方分行的一些领导就是他们任命的，就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知道市场在哪里，所以呢，他们乾脆辞职，就去创办私人企业。很多国营企业经营的挺好的，然后这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和这些企业的领导，他们突然辞职，然后又创办了一个企业，其实就是把经营比较好的国营企业的原料啊，市场啊甚至银行贷款啊都转到他们手上，这些人就变成了老板。还有一些国营企业，有设备好，有土地，但是呢，由于经营糟糕，经营不好，甚至一些企业领导故意使它经营不好。最后政府要把它拍卖，这些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他们就用很低的价格，就把它买下来，企业就变成了私人企业。其结果是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大量工人被解雇，失业增加。但还有一部份私人企业老板，他们虽然不是前干部也不是中、高级干部的家庭成员，他是独立的。但是呢，他们企业创办以后，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就必需要和政府拉关系。所以他们即使不是中共官员及其他们家庭成员，但是他们和政府官员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保护，他们才能够比较容易的得到贷款，也只有这样呢，他们才能够使他们企业的发展有个最低限度的保障。
伍凡进一步分析谈到，为什么可以这样看得出来？总体上来讲，现在这些人，越走越多。并且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战政策也有改变。要把这批人，当作他们的统战对象，而不是当作消灭对象了。因为这里边，三分之一是党员，是他们自己的人。是从自己官员改变过来的资本家。另外的三分之二，一部份是民间产出来的。这一方呢，我把他收买近来。我给你一个小官当，你就听我的。这样，它用这个政策把社会最有钱的那一部份人，稳定下来了，跟着共产党走。所以他就想，我有权又有钱，我就不怕了。这是共产党一个战略。以前在西方以为，中国有钱以后会走向民主化。我不这样认为，现在美国人也看到了，现在有钱的都被共产党收买过去了。收买过去以后，他不想要走民主化。因为收买过去，走民主化以后，这些资本家赚不了黑钱。现在这些官商勾结可以赚黑钱。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中国是个很奇特的官商勾结的又作党员，又作资本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博士认为，中国的富豪希望参政主要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和关系。
程晓农说：“这些已经有官场背景的商人，也就是所谓官商，他们要从政，其实不是指他们要回去当个什么市长，享受副局级待遇等，他们无非是要更多的红帽子。他们要当政协，全国人大代表等，这些地位有助于他们在官场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进一步发挥官商的优势，因为这些红帽子本身就是他们的保护伞，可以在他们从事种种非法经营的时候给他们起到保护作用，同时帮助他们疏通官商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类似贷款，批租土地开发权等等好处。”
法新社报导说，中国私营企业主希望加入的中国人大和政协等机构被海外媒体广泛认为是橡皮图章。然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可以使中国的私人企业主能够更方便地接触那些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真正有实权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将为您分析中国私营企业主为什么不去寻求法律保护他们的发展，也不在企业的竞争当中去发展壮大自己。而是通过参政来保住自己的特权和关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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