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毛泽东为什么发起了这个后来发展成反右运动的整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其根据却是一样的：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在内部传达，和后来公开发表后的180度的转弯。一个以宣布停止阶级斗争的报告，变成一个鼓吹强化阶级斗争的报告。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这短短的几天，就作出了180度的转弯？
一种解释是毛泽东开始时的整风，是真心实意的。后来在那些领导着内行的这些外行的工农干部的压力下，不得不转向。甚至在文革中，有些右派也自欺欺人地相信，毛泽东的整风是为了整肃官僚主义，而刘少奇等人的抗衡、破坏，使整风变成了反右。和我在一起的一个右派敖乃讼，才华和人品都很出众，关了十几年的牢的他也会真诚地相信这样的天方夜谭。半年后，清醒过来的敖乃讼，自我了断，告别了人间。
另一种解释是，整风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是整知识分子的阳谋。
第一种解释我当然不同意，因为，毛泽东本人也是领导内行的外行。工农干部当时所受到的压力，毛泽东一点也不比他们少。这些人是毛泽东统治的基础，他们的利益怎么可能有冲突？
后一个解释我也不同意。虽然我对毛泽东是全面的否定，但我也不认为，毛泽东从一开始考虑整风时，就已经作出了整肃知识分子的决定。49年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铁血后的万马齐喑，使毛泽东误解了中国的形势，认为自己已经是万民爱戴的圣君贤王。他想学学唐太宗的虚心纳谏，但他的本质却是朱元璋的痞子流氓。
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作出了开放言论、欢迎批评的姿态后，取代他冀望的万民称颂，扯下了嘴上封条的人们，却同时对小和尚、大和尚批评起来。
对敲打一下小和尚的，他不会很在意，甚至还有一些幸灾乐祸。他也希望给他的追随者一些压力。在他看来，这也只会拉大他的属下和他的距离，只会进一步地增加他的皇权。批评他的功臣显贵虽然可以被允许，条件是必须在高呼他的万寿无疆之下。后来，他又等了十年，这个场面到底让他等到了。
对他的动机，我是倾向于：毛泽东的整风，开始是一次别出心裁的尝试。这里的为国、为民、和为自己，是混合在一起的。朕既是国家，国富民强和君王圣明对毛泽东在当时可以是同义词。当有人指出大和尚头上的虱子时，当这个社稷、人民和朕的混合变成不可能时，何去何从的顺序当然是毛泽东的这个"朕"字了。
大跃进也是同样的情况。开始的出发点也是勉强地说是为国为民。但当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需要有人负责任时，当彭德怀的挑战威胁到毛泽东的这个"朕"字时，国家、人民就统统地去他妈的蛋。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十分勉强，几乎是没有办法再说得过去了，更何况对天怒人怨、只有朕而没有国家、百姓的文革。
本来在虚心纳谏的假面具下，是想听阿谀奉承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恼羞成怒了。没有多久，毛泽东就顺水推舟地把整风变成了阳谋。整风开始没有多久，毛泽东的杀心已起，相当早就布置了诱敌深入、连哄带骗地撒开罗网，狠狠地教训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读书人。
二、到底有多少右派？
正式作为右派被处理的，中国官方的数字是55万，有学者提出是150万到200万。基于我对这个学者的信任，也基于我对官方数字的不信任，我倾向于后一个数字。
在中共为右派改正后，剩下96个右派。就是说，57年中共认为有55万或200万右派。79年中共认为只有96个真正可以算作是右派。
那么，到底哪一个数字准确？到底在57年，中国有多少右派？
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右派。
当年的定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我们现在为了简单，就定义为：在57年，反对社会主义的人。
因为真正反党的人、真正对共产党有比较深刻认识的人，他们是不会公开说话的。如57年我在清华二校门看到的、控诉毛泽东在延安胡作非为的那张小字报，就是匿名的。
右派的数字，肯定大于96个，也肯定小于55万。
右派中，有不少是根本不反对社会主义的。这些人，主要在党内。他们之所以成为右派，是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当他们发现自己碗中的肉、发出狗的腥臭时，他们表达了对挂在门口的羊头的疑惑或时愤怒。
反对社会主义的也要加以细分。从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可以算作政治右派；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可以算作思想右派
政治右派除了储安平、罗隆基和一些激进的年轻人，如56年几个到我祖父家、居然想让我祖父出山的北大学生。明确地想引入西方民主的，人数不会太多。
储安平在56年鸣放高潮时到我家。当时的他可真是意气风发，谈起鸣放的动态如数家珍，连北大的大字报每天的数目都一清二楚。当时的储安平，不能说对共产党是想取而代之，但可以说是倾向于分庭抗礼。
这些人可以算是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人。
而思想上的右派，从对49年后现实的极度不满，到对一些具体事、具体人的批评、牢骚，人数相当多。这些人占据了右派的绝大多数。这些人，内心深处真正明确反对共产党的不多，但对无处不在的党领导的反感，是基本相同的。
剩下的一些，是在中共要求各单位打右派的百分比的命令下，糊里糊涂被认定的倒霉蛋。
57年的反右，是给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最后的致命的一击。在经过土改、镇反、肃反、胡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下，元气大伤的士和士气，又被引蛇出洞的阴谋彻底摧毁。
反右，是基本彻底地断绝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联系。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储安平之流，除了出卖灵魂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被打翻在地。当时的大学生，中学教育也是在49年前，也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这也就是在中国历次的民主运动中，右派是所有的反革命中素质最高的道理。
中国的革命永不间断地需要鲜血的祭祀。历次运动中，祭坛上献出的，总是最优秀的年轻人的生命和青春。
这是一次比秦始皇狠毒万倍的焚书坑儒，数量是万倍，狠毒也同样是万倍。秦始皇只是一次性地埋葬了儒生的尸体，毛泽东则是长时期地活埋了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灵魂。
三、反右在现代史上的定位
大家都熟悉"皇帝的新衣"的故事，现在我换一下结尾：
当一个小孩子大声叫道："皇帝什么也没有穿！"侍卫一刀就劈了这个孩子。赞美皇帝新衣的声音，从已经是铺天盖地，变成了震耳欲聋，其中又多夹杂了清楚和愤怒的，如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对这个已经被劈死的孩子的谴责。有孩子的家长，不是马上把孩子带回家，就是把手悄悄放在了孩子的嘴上……
侍卫的一刀，就是反右。被杀的孩子，就是右派。
反右是中共在建国后对社会上的敌对势力的最后一次征战。从反革命、地主、富农、资本家，到知识分子，几乎是一个不拉地被整肃过了。以后的征战不是慢慢平息，而是越演越烈。不同的只是：整肃的对象转移到了党内。
战场转移到党内，是因为毛泽东弄死了几千万人后，心惊胆战、疑神疑鬼而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的党内厮杀。毛泽东怕的不是那些饿死的冤魂，而是怕自己的皇冠掉下来。大跃进搞得天怒人怨。他的心里一清二楚：他的帝王的合法性受到威胁了。
之所以造成三面红旗的悲剧，重要的因素就是反右。杀了说真话的孩子，就没有人再说了。
领会了毛泽东的言者无罪，50万甚至是几百万的右派，成为悬挂城门示众的人头。反右后的神州大地，人们已经不只是"不敢说真话"了，大家已经是"不敢不说假话"了。
粮食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几十万斤，就敢在《人民日报》上登，孩子们坐在稻穗上的照片就敢放在报纸上。要知道，几十万斤的粮食，放在一亩地，是可以装成麻袋平铺在地上的。
光着屁股的皇帝，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正如毛泽东年轻时的诗所讲的，"哪个虫儿敢吱声？"
在57年的反右后，中国居然是"哪个虫儿敢不吱声？"──中国人已经是到了，"我让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想听什么，你们就得说什么"了。
反右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逆向淘汰，弃金留沙。教育、新闻、出版这些有关国家元气的部门，是反右的重灾区。学校、报社、文联等，剩下的最好的人，也只是明哲保身，而且，就连这样的人也是寥寥可数了。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和为虎作伥的恶棍。民主党派剩下的都是共产党派进去的打手，多数本身就是共产党兼民主党的党痞。
反右毁灭了民间的正气，倾毁灭了党内的正气。文革的到来，就是自然而然，通行无阻了。
还原历史的真实，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今天，还原历史的真实，就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即使是中共已经否定的文革、改正的反右，依然是禁忌的话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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